转载：北京学者：民主第四波 中国应认清大势

[jack]

北京学者：民主第四波 中国应认清大势

(加拿大新闻商业网www.newnews.ca2011年8月30日)　　针对北非三国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的强势统治者都已黯然谢幕，中国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前副总干事、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何方表示，二战结束近70年来，世界发展一直存在两大潮流：一个是经济市场化，一个是政治民主化，北非国家政权更迭说明，政治民主化的潮流仍然在向前发展，势不可挡。中国应当认清世界大势。

　　自2010年底，从突尼斯开始的这场以民主为主要诉求的革命，已经蔓延到其他几个中东阿拉伯国家。8月22日，随着利比亚反对派武装攻入首都的黎波里，曾经稳如磐石延续42年的卡扎菲政权被推翻。此前，连续24年担任突尼斯总统的本•阿里已被缺席判处35年徒刑，铁腕统治埃及30年的穆巴拉克也躺在铁笼里接受审判。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说过，一个国家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往往都要经历一个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的高发期。巨变后的北非三国能否顺利走向政治现代化，固然有待观察。不过，未来可能发生的曲折都不大可能是专制独裁的复辟。

　　今年89岁的何方曾担任张闻天秘书、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研究室主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研究国际形势与对外关系60年。日前，何方在接受《财经》杂志采访时说：“北非政权更迭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范围的政治民主化潮流开始出现第四波。”

　　伊斯兰国家不排斥民主

　　针对利比亚、突尼斯、埃及等国的专制政体曾稳定数十年，经济发展速度也不太慢，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还算不错，为什么会爆发革命的提问，何方认为，北非政权更迭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范围的政治民主化潮流开始出现第四波。它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由于那里的伊斯兰国家专制制度一般比较严酷，没有反对派活动的余地，一旦发生，就显得有点突然性、偶然性和自发性。如同当年俄国的二月革命一样。

　　第二，这是各国长期社会矛盾积累和积聚的结果。特别是各级政权的贪污腐败，两极分化极为严重，经济发展又赶不上就业的需要，使大量劳动力失业，沦为赤贫。例如埃及，人口8,000万，失业率9.5%，其中90%又是青年。人们对贪官污吏、统治者、贵族、大富豪的痛恨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从这点上说，北非中东这次政权更迭又是必然的，迟早总要发生。

　　第三，北非中东各国的政权更迭都是内部因素造成的，既无外力插手，也不是美国的和平演变。被推翻的前两个统治者反而亲美，使美国进退两难。

　　第四，这场更迭是世俗的民主革命。虽然有些地方也有教派冲突的成分(如人口多的什叶派受人口少的逊尼派统治而导致前者不满)，也会在革命中夹杂这种因素，但是对绝大多数国家来说，宗教因素这次没有起什么作用。在已发生革命的国家，不仅“基地”组织的影响看不见，就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也多被排斥在运动之外。所以有的媒体说，“这场革命既无关乎伊斯兰教，也无关乎圣战，而是与自由和生计有关。”

　　有不少学者认为，伊斯兰教同现代民主并不相容，但何方说：事实证明，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土耳其是人口最多的四个伊斯兰国家，其多党选举制都在日臻完善。其中印尼的政治民主化尤为成功。当然，政治民主化在伊斯兰国家中发展很不平衡。

　　北非三国的政权更迭，以及其他伊斯兰国家受此影响而纷纷推出某些政治改革措施，这些都说明，在伊斯兰世界民主制也被认为是好的政治体制。

　　因此，我们不能把北非和后来中东所发生的革命看做少数几个国家的特殊事件，而是“二战”以来政治民主化潮流的又一波。政治民主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任何国家也不会例外，只是有迟早之别而已。

　　至于二战后全球三波政治民主化潮流，何方是这样概括的：

　　第一波是法西斯倒台后的政治民主化。主要是德意日等西方国家，也包括印度等一大批新独立的亚非拉非西方国家。它们都在第一波里实现了政治民主化。这些国家有的自己民主化了，有的是被民主化了(如德意日和一些亚非拉国家)。在这一波里，原有的美英法等民主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也有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

　　第二波民主化的高潮，体现在1955年在印尼召开的“万隆会议”。那次会议说明，亚非拉国家不光是要求民族独立，也要求实现政治民主。在这次高潮中，大批亚非拉国家推翻了殖民统治或专制制度，逐渐变为民主国家。

　　第三波民主化是由苏联解体引发的。在这一波民主化浪潮里，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很短时间里就摆脱了集权体制，向民主政治转型。亚非拉原来的一些军人政权或者专制国家，也纷纷建立起以多党议会制为核心的民主政体。如拉美多数国家由文人政权替代了军人政权;1989年53个非洲国家中实行多党制的只有3国，1994年已有48国。

　　第三波民主化结束了20多年的冷战，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宣称“历史已经终结”。但何方认为，这波持续时间反而会比较长，而且由于这些国家多数缺乏民主的传统、甚至缺乏民主所必需的基本文化条件，所以许多国家民主化进程颇为曲折，不过，民主化的方向是确定的。一些伊斯兰国家也在这一波民主化潮流里走向了政治民主。今年发生的北非政权更迭是政治民主化的第四波，已经蔓延到了中东国家。它是不是会限制在伊斯兰国家里呢?还有待观察。

　　何方补充说，政治民主化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化”完。但是民主化是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重要阶段，再艰难也得走下去，这个潮流是谁也躲不过去的。到21世纪初，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民主化了。以选举制为例，1975年全世界民选政府只有30个国家，到2005年已增加到119个。今天放眼世界，保持专制制度的国家已经屈指可数了。

　　民主化潮流浩浩荡荡，即使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个潮流的推动下，民主化的深度和广度也都在不断发展和提高。例如种族歧视曾是美国建国后一直背着的大包袱，“二战”后仍严重存在。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曾作过一个题为《我有一个梦想》的著名讲演。但到21世纪初，黑人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可以说超额实现了马丁•路德•金的“梦想”!而且很久以来，民族歧视的言行在美国已会受到法律制裁。

　　市场化是“通往繁荣的快速电梯”

　　二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计划经济受到了许多国家的青睐。社会主义国家都选择了计划经济，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又纷纷通过改革转向市场经济。对此，何方说，二战结束近70年来，除了政治民主化，世界发展的另一大潮流是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比经济市场化要复杂得多，但是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也拖了好长时间，同样并不太平坦。

　　截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实行市场化经济的国家还不到世界所有国家的十分之一，只有6亿人生活在市场经济社会里。

　　即使日本、德国等部分西方国家，在战后一段时间里实行的也是管制经济，因为它们要接受援助，只能由政府实行分配。真正能实行市场经济的，只有美、英、法等少数国家，而且市场机制还很不健全。

　　1985年出现“全球化”这个名词，真正的全球市场化也是从这时开始的。在全球化之前，整个国际交往是以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所以“二战”后头30年算作“国际化”，后30年才是全球化。全球化和国际化的主要区别在于：一看各国是否都实行了市场化;二看国际行为体是否已不再限于国家，而越来越是跨国公司等非国家实体了。

　　在国际化时期，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还没有进行市场化改革，没有实行真正的市场经济。当时的苏联、中国等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印度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严格的计划经济，还有许多发展中国家处于自然经济状态。

　　上世纪80年代，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由于市场化在全世界迅猛扩展，令全球化出现高潮，完成了从国际化向全球化的过渡，而且也为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的形成和发展做了夯实和扫尾的工作。

　　1995年11月，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萨默斯在一次会议上说：“将来，当历史学家回顾我们这个时代的时候，他们视为突出的事件也许不是两个集团之间斗争的结束。这么多的国家转向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也许是震动更大的变化。这是一场把亚洲、东欧、拉美和非洲几十亿人送上通往繁荣的快速电梯的运动。”

　　世界的历史验证了萨默斯的预言。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世界各国经济基本上都实现了市场化，整个世界形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统一市场。这场波澜壮阔席卷全球的市场化运动，是我们许多人都经历过的。凡是顺应潮流、实行市场化的国家，经济必然发展得快;凡是反其道而行的，发展就一定慢甚至倒退。二战后头30年，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就都吃了没有市场化的亏。

　　中国应当认清世界大势

　　针对中国在20世纪前几十年的发展道路非常曲折，甚至付出了许多不应该的代价。何方说，这是由于当时中国没有正确认识我们所处时代和世界潮流，在很长时期里甚至在逆潮流而行。

　　在建国后头30年，西方国家(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在推进市场化时，中国正在积极搬用苏联模式，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人家在推进国际化时，中国在搞闭关锁国，耽误了一个重要历史发展的黄金机遇期。

　　后来多亏实行改革开放，才没有再次掉队。中国打开国门，放弃计划经济，进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成效显著。改革开放前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印度，现在印度反而低于中国，因为印度的市场化比中国晚了十来年，直到1992年才放弃计划经济，进行改革，结果在经济上被中国很快赶上和超过了。

　　市场化不只是一个国家走向世界和参与全球化的起点，也是整个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每个国家，要得到经济迅速发展和赶上世界潮流，就必须对内和对外都尽快实现和不断完善市场化。事实证明，不实行市场经济、坚持单一公有制，迟早要遇到大麻烦。

　　中国深得经济市场化的好处，但是现在也面临诸多问题，包括贫富差距加剧、腐败蔓延、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继续扩大，许多人也在追问：是否要继续市场化的改革?对此，何方表示，有些人把这些问题归咎于中国搞了市场经济，这是完全错误的。

　　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在市场化过程中没有同时实行政治民主化，社会缺乏监督，贪官污吏横行，结果不但妨害了市场化本身的完善和成熟，而且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制度性腐败，为今后社会发展留下极大隐患。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仍然很高，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国民信心增强，谈“盛世”的人越来越多。何方认为，社会矛盾这么多，谈何盛世?!有些人淡忘了我们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不是想继续努力，进一步深化改革，不断完善市场化，特别是启动政改;而是要停止前进，甚至实行倒退了。

　　有一个问题是必须面对的：就是中国的经济发展能不能持续。以前的成绩有些是在破坏生态和浪费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的情况下取得的。这当然不可能持久，许多严重问题已经逐渐显露出来。以生态来说，破坏容易恢复难，既要花成倍的代价，也要用成倍的时间，甚至有些已永无恢复之日。

　　更重要的是人力资源的浪费，造成长期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社会缺乏监督，腐败蔓延，两极分化严重。究其原因，根本上在于社会上的权和利分布太不公平，既得利益集团操纵一切，劳动者参与制度缺失。

　　人们自然会提出这样一些问题：面对公私资方，劳动者的权利是什么?面对政府，普通老百姓的权利是什么?面对政府及其主管的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的权利是什么?在诸如此类的相互关系上，现实情况是什么?

　　一句话，当代中国存在的实质问题和当务之急，是看清世界大势，推进政治改革、民主和法治，其他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如果中国在经济改革的同时不能进行政治改革，不能走向民主法治，就会越来越多地影响和制约经济发展，阻碍中国成为文明国家。

　　何方认为，政治民主化是与经济市场化紧密相结合的。一个国家要发展，就必须参与全球统一市场，同国际接轨;就必须开展对外贸易，对操纵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的跨国公司持积极态度，进行合作。这种经济基础和发展趋势，一定会影响政治以及其他上层建筑。

　　推动国家文明和现代化有两大支柱，一是经济市场化，二是政治民主化。政治民主化，既含有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但主要的还是各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市场化和民主化都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由之路，再艰难也得走，只能是早走或晚走的问题。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虽然遇到很多困难，但困难终究抵不住滚滚向前的时代潮流。以中国的市场化为例，改革开放以来，可说阻力极大，但“化”的也很快。“左”的和保守的势力竭力抵制市场化，也只能做到且战且退。

　　政治民主化更是历经挫折，直至流血冲突。但回顾70年历史，就世界范围而言，政治民主化的速度同样惊人。到20世纪末，多数国家民主化了，保持独裁专制的国家已变成了少数。这次北非政权更迭浪潮后，专制国家将会更少。

　　北非政权更迭说明，政治民主化的潮流仍然在向前发展，势不可挡。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在汹涌澎湃的世界潮流面前何去何从?这是关系到未来的大问题，我们应该认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