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价飞涨 四万亿由功变过
发表于 ： 周六 6月 04, 2011 1:50 am
2011年5月CPI数据公布前夜，关于中国经济是否已进入下行通道、是否继续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的争论，正暗流涌动。
2010年5月，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首次越过政府当年设定的“3%左右”的调控目标。
“通胀就像只老虎，如果放出来就很难再关进去。”2011年3月1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会见中外记者时如是说。此时，政府已将2011年度CPI调控目标定格在“4%左右”。
“通货膨胀”，这个在中国经济史上屡次出现的名词，如一团乌云般再次笼罩在中国大地上。
时至今日，“老虎”仍在横行，为时已逾一年。2011年5月CPI数据公布前夜，关于中国经济是否已进入下行通道、是否继续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的争论，正暗流涌动。
“蒜你狠”与“国十条”
普通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早已感受到压力。2009年底以来，大蒜、绿豆、玉米等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被网民戏谑为 “蒜你狠、豆你玩、玉米疯”。
2010年8月11日下午，2010上海书展的首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带着他和他的团队刚刚出版的《无锡经济：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个案》一书，出席在上海展览馆友谊会堂举办的“中国经济发展转型高峰论坛”。
这本是一场很普通的新书发布会，但参与的媒体几乎都把问题聚焦在日渐高企的CPI。就在当日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10年7月份中国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零售总额等多项指标增速放缓，惟独CPI创出3.3%的年内新高。
普通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早已感受到压力。2009年底以来，大蒜、绿豆、玉米等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被网民戏谑为 “蒜你狠、豆你玩、玉米疯”。
但彼时官方强调物价“温和可控”，学界则在争论此次是食品价格上涨还是全面通胀。
围绕着2010年4月17日“新国十条”(《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的出炉，中国的官方话语和民间舆论亦多次碰撞。
吴敬琏在上述的“中国经济发展转型高峰论坛”上提醒，货币超发制造了房价上涨的动力，若继续海量发行，势必导致资产价格飞涨，楼市等资产泡沫越来越大，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出现类似日本的泡沫破裂。当被问及中国金融体系的泡沫程度，吴敬琏称，“比如去年的财富增长是9%，货币增长近30%，泡沫有多大，很容易看到。”
日后的形势证明，当时通胀的幽灵已在逼近，老虎已经出笼。
“涨时代”刺疼总理
温家宝回答说：“网友同志，你的一番话刺痛了我的心。确实最近一段时间全国物价上涨，中低收入者在物价上涨的情况下他们的生活就显得更为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已经采取了16条措施，现在看，我们完全有能力控制物价的总水平。”
通胀的全面爆发则是在去年入秋以来。
2010年10月，CPI同比涨幅4.4%，年内首次突破4%。其中，食品类价格和居住类价格上涨带动整个10月价格上涨。当年11月，CPI破5，同比上涨5.1%，创下28个月来新高。
面对不断上涨的CPI，官方的口风已有了变化：实现年内3%的调控目标“需要更大的努力”。
“11月份物价的涨幅确实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从构成来看，仍然还是食品和居住类价格涨幅较大，共同推动了CPI的上涨。”2010年12月11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如是说。
新华社表示不奇怪。由新华社三位记者联合署名的分析文章——《中国11月CPI“破五”全年物价仍在调控目标范围内》称，“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农产品价格会呈上涨态势。资源、土地、工资、利率等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是大势所趋，这也会推动物价上涨。但由于国内工业品整体供大于求、粮食连续丰收，加上货币政策正在进行调整，未来不会出现恶性通货膨胀。”
在民间，对物价上涨的感受来得更加强烈。中新社当年11月的一篇报道称，随着内地物价水平(CPI)不断上涨，加上港元对人民币的连续贬值，风行了近30年的港人北上购买日用品热潮如今似乎出现了“倒流”迹象，越来越多的深圳人赴港扫货，“赴港打酱油”随即成为网络流行语，进而引发了“深港物价倒挂”的讨论。
政府也开出了药方，矛头指向食品。2010年11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通过中国政府网发布了《国务院关于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的通知》，要求各地和有关部门及时采取16项措施，包括发展农业生产、稳定农副产品供应、发放价格临时补贴等。
2010年12月26日，温家宝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直播间，参与特别节目《重返灾区——中国之声温暖行动》。有深圳网民提问：今年最让老百姓神经绷紧的就是“物价”，年终盘点十大热词里就有一个叫“涨时代”。温家宝回答说：“网友同志，你的一番话刺痛了我的心。确实最近一段时间全国物价上涨，中低收入者在物价上涨的情况下他们的生活就显得更为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已经采取了16条措施，现在看，我们完全有能力控制物价的总水平。
4万亿由功变过？
“现在想想当年的经济衰退的预期是错误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没那么大。这个4万亿就等于量化宽松。”
日历翻至2011年，在保增长、调结构和防通胀之间寻求持续平衡，成为中国宏观调控的主旋律。
但历史总是似而不同。作为一种经济现象，通货膨胀已在中国经济史上多次出现。不过，对于此轮通胀的成因，经济学界、思想界并没有形成共识。
从学家到官方，将中国此轮通胀定性为输入型通货膨胀的，有不少人。此类论者认为，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及中东北非局势动荡，是导致国际市场粮食、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的主因；国际通胀因素向国内传导，成为中国物价上涨的重要推手。
对上述论断，学界有不同观点。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在接受早报记者电话采访时直截了当地说，此次通胀主要还是和4万亿信贷有关，4万亿是源头，由信贷创造的货币是这次通胀的主要因素。在实体经济中，此轮通胀又主要表现为成本的不断上涨，包括原材料、能源价格、中间产品、劳动力的价格等。
“现在想想当年的经济衰退的预期是错误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没那么大。这个4万亿就等于量化宽松。”张军说。
吴敬琏也在多个公开场合表示，此轮通胀主要来自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它的后续效应开始显现。首先是资产价格，房地产的价格、股票的价格居高不下，接着发生的就是CPI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温和的通胀水平。
在《见证通胀——动荡世界中的中国利益》一书的序中，吴敬琏写道，实际上，关于宏观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的大讨论，早在2003年初就开始了，中间经过SARS(“非典”)的冲击，在2003年第四季度再度升温。中国经济的态势究竟如何，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宏观经济政策，成为政学两界的热门话题。人们对经济形势的研判，从总体过热、局部过热到态势良好，差别甚大。对于政府应当采取什么样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紧缩、扩张、还是中性，也是言人人殊。政府在 2004～2007年间大体上采取了一种总量扩张、对少数产能过剩的行业采取投资审批等行政手段加以限制的政策。直到2008年初，房地产和股票价格居高不下，通货膨胀率(CPI)也到了8.7%的高位，才下达了“踩刹车”的命令。
吴敬琏表示，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与全球金融危机的重合，使中国经济在2008年秋季呈现出增速放缓的迹象。虽然从环比指标来看，中国经济在 2009年1月已经开始见底回升，但人们还是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已经陷于衰退，需要用大规模的投资和国有商业银行的海量贷款来保证GDP高速增长。
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韦森今年2月曾在早报撰文分析通胀与73万亿流动性化解之道。韦森指出，央行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有没有 (有意识地)超发货币，但在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的“冲锋号角”的促动下，在过去差不多两年半的时间里，确实有近25万多亿的M2(广义货币供应)给“内生地”创生了出来。这一天量M2的创生，一方面是各级和各地政府以及国有部门投资和负债融资急剧膨胀的一个直接结果，也是中国经济体内资本资产头寸膨胀(主要是房地产价格急剧上涨)的一个数字镜像。
“牺牲者”中小企业？
“银行的信贷资金分配是非市场办法，我们称为配给制。银行都是嫌贫爱富的，中国的中小企业本来就不容易拿到贷款，短期又不可能给中小企业走向市场的融资渠道。由于历次的通胀都是更偏好货币政策，中小企业受到的影响总是很大。”
尽管本轮通胀的源头仍在追溯，去年10月19日，中国央行出人意料地启用利率工具，宣布自10月20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分别上调0.25个百分点。这是中国时隔34个月后首次加息。外界评价，上一次加息，是在资产泡沫见顶不久的2007年12月，随后是连续降息，进入了名为“适度宽松”、实为“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时代。此番加息，标志着这个时期的正式终结。
“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中国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的决定是一次令人不快的突袭。就好比主办一场中式晚宴后，收到一张比预想金额更高的账单。”路透社的分析文章这样评价。
自此，账单上的“金额”逐步增加，至今央行已4次加息，8次上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直至21%的高位。
“我们现在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是通胀问题，为此，我们必须使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同时还要推进经济转型。”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今年5月在美国电视节目《查理·罗斯访谈录》(Charlie Rose Show)中表示，
张军在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此轮通胀采用的宏观调控政策首先应该是货币政策，因为是4万亿引发的，主要还是通过货币政策回收流动性。现在看来主要还是窗口指导，限制银行信贷的发放，把未来货币增发的规模和速度大幅度降低。现在贷款的指标控制得很严。另外，上调准备金率是个釜底抽薪的方法，控制新的流动性的创造。这是个总量控制。
张军表达了对单纯依靠货币政策的担忧。张军表示，银行的信贷资金分配是非市场办法，我们称为配给制。银行都是嫌贫爱富的，中国的中小企业本来就不容易拿到贷款，短期又不可能给中小企业走向市场的融资渠道。现在中小企业资金的来源是“灰”市场。“资金上面，我听到一个数据，民间利率已经达到 100%。”
“由于历次的通胀都是更偏好货币政策，中小企业受到的影响总是很大。”张军说。在本轮通胀中，工资涨得太快本身是通货膨胀的一个原因，也是通货膨胀的表现。两者互相推动，这和政府干预有关。去年，至少25个省公布了2011年及2011年以后最低工资不低于每年20%的增长，五年就翻一番。但中小企业劳动增长率不到10%。劳动生产率反映的是每人为公司创造的价值增长10%，但付的钱要增长20%，慢慢盈利空间就没了。中国的中小企业通货膨胀本来就面临原材料、投入成本价格上升，劳动力成本又上升，他们很难度过通货膨胀期。
张军认为，货币收缩的过程中，需要配合用财政政策，如减税、补贴等。减税是比较重要的，如果中央和地方两地财政都能让出一部分税赋，对中小企业将是重大利好。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表达了类似观点。他认为，目前来看，政策优先还是抗通胀。物价控制除了信贷紧缩，没有更好的办法。信贷紧缩表现在“保大压小”，保“国企”压民企。保大压小，损害的是就业。
周天勇表示，中国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没有很好地结合。货币政策主要用来压物价，财政政策主要用来保就业，但目前看来没有配套使用。财政政策主要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肯不肯给这些企业让一些利。财政政策在不同时期有不同方式，比如就业发生问题时就是减税；比如行政、党政部门紧缩开支，但这难度太大了。虽然也有声音要给小企业、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减税，使他们有一个宽松的环境，但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没有实际的进展。
调控的两难境地
“中国政府又轻易地相信了三驾马车，一谈中国经济就是消费、出口、投资。在我看来，从中长期来看，只有两样东西：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凡是有利于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就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
周天勇向早报记者表示，把通胀这只老虎关进去很容易，就是狠紧缩，但实际失业率可能很严重。现在治理通胀主要是通过信贷的紧缩，这对中小企业的影响比较大。如果信贷紧缩，中小企业发展就比较困难，2008年下半年曾出现过中小企业大面积关闭。你是控制通货膨胀率，还是保就业？就处在一个“两难境地”。
张军表示，一方面要放缓货币增长的速度，控通胀，又要使经济保持比较快的增长，怎么把握度，实际是平衡。经济增长和货币增长之间一定的关联，需要一定的金融支持。规模在哪？根据以往的经验，如果GDP保持8%～9%，M2应该维持在16%～20%区段内。一般来说，超过20%都比较危险。现在 M2在回落，回落比较快。第一季度，M2回落到15%，就会对经济形成一定伤害。今年的目标是16%，这里面需要一个微调，以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经验值。
路透社5月中旬的一篇报道称，市场对中国的看法，正从担忧通胀失控转向经济成长意外大幅下滑，这揭露了中国一个基本的事实：官方数据不够完整，且质量存疑。
“很多人老担心经济增长速度会下降，关键要看经济增长增长的是什么东西，如果是钢铁等就业劳动使用较少的行业，它对就业没有贡献。所以还是回到调整经济结构的老问题上。”周天勇表示，国外有经济学家在谈中国的经济增长时就认为，“无就业的增长”是毫无意义的。
对于当前的通胀程度，张军表示，从国际上看，对通胀度量的办法也有争议，包括想把资产价格的通胀综合到里面，现在一般是综合考虑看CPI、工业增加值、采购经理指数(PMI)。但中国对通胀的宏观调控又过度依靠以往的经验。
中国政府此前采用的行政手段抗通胀正被诟病。今年5月上旬，联合利华因涨价被罚款200万元时，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在通胀敏感的中国，仅是口头提一提涨价就明显构成了应该受到处罚的违法行为。
张军认为，现在通胀压力还在积累。接下来推高CPI的压力和干旱有关。干旱会引起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上升，食品价格也会马上上升。所以拐点是要往后推迟。现在CPI中食品权重还是比较大的。而楼市调控的政策是“骑虎难下”，“现在就看你怎么收场。对政府来说，已经收紧了信贷，调控楼市的办法是越间接越好”。
张军表示，宏观调控的主要症结是“三驾马车”惹的祸，政府以为需求是可以管理的，而且经济增长是由需求创造的。“太受凯恩斯的影响，这是错误的。凯恩斯是萧条经济学，在经济出现大的危机时，你需要重建，才能想到用凯恩斯，这是不得已的办法，因为大家都没信心了，希望慢慢重拾信心，哪怕印钞机开动起来，哪怕很大的赤字。但现在这成为了一种常规的管理经济的理论，从而影响了政府。中国政府又轻易地相信了三驾马车，一谈中国经济就是消费、出口、投资。在我看来，从中长期来看，只有两样东西：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凡是有利于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就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
在最近的一本新书中，张军以《这样的故事最中国》为题在封面写道：“相比之下，中国则是一个犯不起错误的国家。也因为这个约束条件，中国不得不主要依靠持续的变革和创新来不断寻找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能量。因而，经济的转型和增长总是可以在每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做出事后被证明是正确的选择。”
张军说，回头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一些决策，错误也有。但在一些关键的时候，我们都做了正确的选择，或者至少一些被证明正确的选择。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决策一到关键时刻，往往能达成共识。
2010年5月，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首次越过政府当年设定的“3%左右”的调控目标。
“通胀就像只老虎，如果放出来就很难再关进去。”2011年3月1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会见中外记者时如是说。此时，政府已将2011年度CPI调控目标定格在“4%左右”。
“通货膨胀”，这个在中国经济史上屡次出现的名词，如一团乌云般再次笼罩在中国大地上。
时至今日，“老虎”仍在横行，为时已逾一年。2011年5月CPI数据公布前夜，关于中国经济是否已进入下行通道、是否继续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的争论，正暗流涌动。
“蒜你狠”与“国十条”
普通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早已感受到压力。2009年底以来，大蒜、绿豆、玉米等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被网民戏谑为 “蒜你狠、豆你玩、玉米疯”。
2010年8月11日下午，2010上海书展的首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带着他和他的团队刚刚出版的《无锡经济：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个案》一书，出席在上海展览馆友谊会堂举办的“中国经济发展转型高峰论坛”。
这本是一场很普通的新书发布会，但参与的媒体几乎都把问题聚焦在日渐高企的CPI。就在当日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10年7月份中国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零售总额等多项指标增速放缓，惟独CPI创出3.3%的年内新高。
普通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早已感受到压力。2009年底以来，大蒜、绿豆、玉米等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被网民戏谑为 “蒜你狠、豆你玩、玉米疯”。
但彼时官方强调物价“温和可控”，学界则在争论此次是食品价格上涨还是全面通胀。
围绕着2010年4月17日“新国十条”(《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的出炉，中国的官方话语和民间舆论亦多次碰撞。
吴敬琏在上述的“中国经济发展转型高峰论坛”上提醒，货币超发制造了房价上涨的动力，若继续海量发行，势必导致资产价格飞涨，楼市等资产泡沫越来越大，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出现类似日本的泡沫破裂。当被问及中国金融体系的泡沫程度，吴敬琏称，“比如去年的财富增长是9%，货币增长近30%，泡沫有多大，很容易看到。”
日后的形势证明，当时通胀的幽灵已在逼近，老虎已经出笼。
“涨时代”刺疼总理
温家宝回答说：“网友同志，你的一番话刺痛了我的心。确实最近一段时间全国物价上涨，中低收入者在物价上涨的情况下他们的生活就显得更为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已经采取了16条措施，现在看，我们完全有能力控制物价的总水平。”
通胀的全面爆发则是在去年入秋以来。
2010年10月，CPI同比涨幅4.4%，年内首次突破4%。其中，食品类价格和居住类价格上涨带动整个10月价格上涨。当年11月，CPI破5，同比上涨5.1%，创下28个月来新高。
面对不断上涨的CPI，官方的口风已有了变化：实现年内3%的调控目标“需要更大的努力”。
“11月份物价的涨幅确实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从构成来看，仍然还是食品和居住类价格涨幅较大，共同推动了CPI的上涨。”2010年12月11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如是说。
新华社表示不奇怪。由新华社三位记者联合署名的分析文章——《中国11月CPI“破五”全年物价仍在调控目标范围内》称，“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农产品价格会呈上涨态势。资源、土地、工资、利率等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是大势所趋，这也会推动物价上涨。但由于国内工业品整体供大于求、粮食连续丰收，加上货币政策正在进行调整，未来不会出现恶性通货膨胀。”
在民间，对物价上涨的感受来得更加强烈。中新社当年11月的一篇报道称，随着内地物价水平(CPI)不断上涨，加上港元对人民币的连续贬值，风行了近30年的港人北上购买日用品热潮如今似乎出现了“倒流”迹象，越来越多的深圳人赴港扫货，“赴港打酱油”随即成为网络流行语，进而引发了“深港物价倒挂”的讨论。
政府也开出了药方，矛头指向食品。2010年11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通过中国政府网发布了《国务院关于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的通知》，要求各地和有关部门及时采取16项措施，包括发展农业生产、稳定农副产品供应、发放价格临时补贴等。
2010年12月26日，温家宝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直播间，参与特别节目《重返灾区——中国之声温暖行动》。有深圳网民提问：今年最让老百姓神经绷紧的就是“物价”，年终盘点十大热词里就有一个叫“涨时代”。温家宝回答说：“网友同志，你的一番话刺痛了我的心。确实最近一段时间全国物价上涨，中低收入者在物价上涨的情况下他们的生活就显得更为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已经采取了16条措施，现在看，我们完全有能力控制物价的总水平。
4万亿由功变过？
“现在想想当年的经济衰退的预期是错误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没那么大。这个4万亿就等于量化宽松。”
日历翻至2011年，在保增长、调结构和防通胀之间寻求持续平衡，成为中国宏观调控的主旋律。
但历史总是似而不同。作为一种经济现象，通货膨胀已在中国经济史上多次出现。不过，对于此轮通胀的成因，经济学界、思想界并没有形成共识。
从学家到官方，将中国此轮通胀定性为输入型通货膨胀的，有不少人。此类论者认为，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及中东北非局势动荡，是导致国际市场粮食、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的主因；国际通胀因素向国内传导，成为中国物价上涨的重要推手。
对上述论断，学界有不同观点。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在接受早报记者电话采访时直截了当地说，此次通胀主要还是和4万亿信贷有关，4万亿是源头，由信贷创造的货币是这次通胀的主要因素。在实体经济中，此轮通胀又主要表现为成本的不断上涨，包括原材料、能源价格、中间产品、劳动力的价格等。
“现在想想当年的经济衰退的预期是错误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没那么大。这个4万亿就等于量化宽松。”张军说。
吴敬琏也在多个公开场合表示，此轮通胀主要来自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它的后续效应开始显现。首先是资产价格，房地产的价格、股票的价格居高不下，接着发生的就是CPI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温和的通胀水平。
在《见证通胀——动荡世界中的中国利益》一书的序中，吴敬琏写道，实际上，关于宏观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的大讨论，早在2003年初就开始了，中间经过SARS(“非典”)的冲击，在2003年第四季度再度升温。中国经济的态势究竟如何，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宏观经济政策，成为政学两界的热门话题。人们对经济形势的研判，从总体过热、局部过热到态势良好，差别甚大。对于政府应当采取什么样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紧缩、扩张、还是中性，也是言人人殊。政府在 2004～2007年间大体上采取了一种总量扩张、对少数产能过剩的行业采取投资审批等行政手段加以限制的政策。直到2008年初，房地产和股票价格居高不下，通货膨胀率(CPI)也到了8.7%的高位，才下达了“踩刹车”的命令。
吴敬琏表示，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与全球金融危机的重合，使中国经济在2008年秋季呈现出增速放缓的迹象。虽然从环比指标来看，中国经济在 2009年1月已经开始见底回升，但人们还是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已经陷于衰退，需要用大规模的投资和国有商业银行的海量贷款来保证GDP高速增长。
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韦森今年2月曾在早报撰文分析通胀与73万亿流动性化解之道。韦森指出，央行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有没有 (有意识地)超发货币，但在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的“冲锋号角”的促动下，在过去差不多两年半的时间里，确实有近25万多亿的M2(广义货币供应)给“内生地”创生了出来。这一天量M2的创生，一方面是各级和各地政府以及国有部门投资和负债融资急剧膨胀的一个直接结果，也是中国经济体内资本资产头寸膨胀(主要是房地产价格急剧上涨)的一个数字镜像。
“牺牲者”中小企业？
“银行的信贷资金分配是非市场办法，我们称为配给制。银行都是嫌贫爱富的，中国的中小企业本来就不容易拿到贷款，短期又不可能给中小企业走向市场的融资渠道。由于历次的通胀都是更偏好货币政策，中小企业受到的影响总是很大。”
尽管本轮通胀的源头仍在追溯，去年10月19日，中国央行出人意料地启用利率工具，宣布自10月20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分别上调0.25个百分点。这是中国时隔34个月后首次加息。外界评价，上一次加息，是在资产泡沫见顶不久的2007年12月，随后是连续降息，进入了名为“适度宽松”、实为“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时代。此番加息，标志着这个时期的正式终结。
“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中国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的决定是一次令人不快的突袭。就好比主办一场中式晚宴后，收到一张比预想金额更高的账单。”路透社的分析文章这样评价。
自此，账单上的“金额”逐步增加，至今央行已4次加息，8次上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直至21%的高位。
“我们现在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是通胀问题，为此，我们必须使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同时还要推进经济转型。”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今年5月在美国电视节目《查理·罗斯访谈录》(Charlie Rose Show)中表示，
张军在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此轮通胀采用的宏观调控政策首先应该是货币政策，因为是4万亿引发的，主要还是通过货币政策回收流动性。现在看来主要还是窗口指导，限制银行信贷的发放，把未来货币增发的规模和速度大幅度降低。现在贷款的指标控制得很严。另外，上调准备金率是个釜底抽薪的方法，控制新的流动性的创造。这是个总量控制。
张军表达了对单纯依靠货币政策的担忧。张军表示，银行的信贷资金分配是非市场办法，我们称为配给制。银行都是嫌贫爱富的，中国的中小企业本来就不容易拿到贷款，短期又不可能给中小企业走向市场的融资渠道。现在中小企业资金的来源是“灰”市场。“资金上面，我听到一个数据，民间利率已经达到 100%。”
“由于历次的通胀都是更偏好货币政策，中小企业受到的影响总是很大。”张军说。在本轮通胀中，工资涨得太快本身是通货膨胀的一个原因，也是通货膨胀的表现。两者互相推动，这和政府干预有关。去年，至少25个省公布了2011年及2011年以后最低工资不低于每年20%的增长，五年就翻一番。但中小企业劳动增长率不到10%。劳动生产率反映的是每人为公司创造的价值增长10%，但付的钱要增长20%，慢慢盈利空间就没了。中国的中小企业通货膨胀本来就面临原材料、投入成本价格上升，劳动力成本又上升，他们很难度过通货膨胀期。
张军认为，货币收缩的过程中，需要配合用财政政策，如减税、补贴等。减税是比较重要的，如果中央和地方两地财政都能让出一部分税赋，对中小企业将是重大利好。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表达了类似观点。他认为，目前来看，政策优先还是抗通胀。物价控制除了信贷紧缩，没有更好的办法。信贷紧缩表现在“保大压小”，保“国企”压民企。保大压小，损害的是就业。
周天勇表示，中国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没有很好地结合。货币政策主要用来压物价，财政政策主要用来保就业，但目前看来没有配套使用。财政政策主要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肯不肯给这些企业让一些利。财政政策在不同时期有不同方式，比如就业发生问题时就是减税；比如行政、党政部门紧缩开支，但这难度太大了。虽然也有声音要给小企业、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减税，使他们有一个宽松的环境，但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没有实际的进展。
调控的两难境地
“中国政府又轻易地相信了三驾马车，一谈中国经济就是消费、出口、投资。在我看来，从中长期来看，只有两样东西：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凡是有利于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就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
周天勇向早报记者表示，把通胀这只老虎关进去很容易，就是狠紧缩，但实际失业率可能很严重。现在治理通胀主要是通过信贷的紧缩，这对中小企业的影响比较大。如果信贷紧缩，中小企业发展就比较困难，2008年下半年曾出现过中小企业大面积关闭。你是控制通货膨胀率，还是保就业？就处在一个“两难境地”。
张军表示，一方面要放缓货币增长的速度，控通胀，又要使经济保持比较快的增长，怎么把握度，实际是平衡。经济增长和货币增长之间一定的关联，需要一定的金融支持。规模在哪？根据以往的经验，如果GDP保持8%～9%，M2应该维持在16%～20%区段内。一般来说，超过20%都比较危险。现在 M2在回落，回落比较快。第一季度，M2回落到15%，就会对经济形成一定伤害。今年的目标是16%，这里面需要一个微调，以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经验值。
路透社5月中旬的一篇报道称，市场对中国的看法，正从担忧通胀失控转向经济成长意外大幅下滑，这揭露了中国一个基本的事实：官方数据不够完整，且质量存疑。
“很多人老担心经济增长速度会下降，关键要看经济增长增长的是什么东西，如果是钢铁等就业劳动使用较少的行业，它对就业没有贡献。所以还是回到调整经济结构的老问题上。”周天勇表示，国外有经济学家在谈中国的经济增长时就认为，“无就业的增长”是毫无意义的。
对于当前的通胀程度，张军表示，从国际上看，对通胀度量的办法也有争议，包括想把资产价格的通胀综合到里面，现在一般是综合考虑看CPI、工业增加值、采购经理指数(PMI)。但中国对通胀的宏观调控又过度依靠以往的经验。
中国政府此前采用的行政手段抗通胀正被诟病。今年5月上旬，联合利华因涨价被罚款200万元时，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在通胀敏感的中国，仅是口头提一提涨价就明显构成了应该受到处罚的违法行为。
张军认为，现在通胀压力还在积累。接下来推高CPI的压力和干旱有关。干旱会引起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上升，食品价格也会马上上升。所以拐点是要往后推迟。现在CPI中食品权重还是比较大的。而楼市调控的政策是“骑虎难下”，“现在就看你怎么收场。对政府来说，已经收紧了信贷，调控楼市的办法是越间接越好”。
张军表示，宏观调控的主要症结是“三驾马车”惹的祸，政府以为需求是可以管理的，而且经济增长是由需求创造的。“太受凯恩斯的影响，这是错误的。凯恩斯是萧条经济学，在经济出现大的危机时，你需要重建，才能想到用凯恩斯，这是不得已的办法，因为大家都没信心了，希望慢慢重拾信心，哪怕印钞机开动起来，哪怕很大的赤字。但现在这成为了一种常规的管理经济的理论，从而影响了政府。中国政府又轻易地相信了三驾马车，一谈中国经济就是消费、出口、投资。在我看来，从中长期来看，只有两样东西：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凡是有利于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就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
在最近的一本新书中，张军以《这样的故事最中国》为题在封面写道：“相比之下，中国则是一个犯不起错误的国家。也因为这个约束条件，中国不得不主要依靠持续的变革和创新来不断寻找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能量。因而，经济的转型和增长总是可以在每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做出事后被证明是正确的选择。”
张军说，回头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一些决策，错误也有。但在一些关键的时候，我们都做了正确的选择，或者至少一些被证明正确的选择。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决策一到关键时刻，往往能达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