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中国社会暴力的蔓延及其结果
发表于 ： 周四 12月 17, 2009 5:37 am
中国社会暴力的蔓延及其结果
[郑永年] （2009-12-15）
早报导读
李光耀：中印不太可能发生军事冲突
尽管中印在边界存在长期争议，但由于这两个亚洲大国都着重经济增长，因此不太可能发生军事冲突。
马英九亲信金溥聪 正式接任国民党秘书长
台湾东南亚研究中心成立
重庆人出国打工首选新加坡
在很大程度上说，权和钱的结合造就了资本极权主义。从很大程度上说，中国在很长时间里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最大也是最有效的试验地。
各种迹象表明中国社会暴力正在迅速蔓延。任何社会暴力至少涉及到两个以上的社会角色。笔者曾经讨论过中国权、钱和民三者之间的互相不信任和紧张关系。不可避免地，社会冲突也表现在权力、资本和民（老百姓）三者之间。从这三者间的关系，人们可以发现很多不同类型的暴力形式，这里要讨论的主要有三种社会暴力，即权和民之间的相互暴力、资本和民之间的互相暴力，资本和权力结合在一起对民的暴力，以及民对资本和权力的暴力。权力和资本之间的暴力也会发生，但并非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暴力形式。
先说权力对民的暴力。权力对民的暴力是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特征，几乎是几千年一贯。因为权力是自我产生的，缺乏任何制约，不可避免地要表现出傲慢与腐败。在传统文化中，民一直被视为是统治者的客体，这种情况到今天也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一些干部及其干部子弟不仅仅能够利用权力寻租，欺压人民，而且在和民发生冲突的时候，使用暴力。在任何现代社会，国家政权是暴力的垄断者。垄断暴力当然是为了社会的秩序，也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法律与秩序”。但是，一旦暴力被腐败官员所使用，那么就是公器私用。一些官员或者管家子弟胡作非为，直接或间接地对人民使用暴力，并且超越于法律之上：或者逃避法律的制裁，或者用少许的钱替代法律的制裁。经常有民死于官员的暴力之下；也有很多的案例，冒犯干部官员的平民被送入精神病院。
资本对民的暴力也很为常见。中国传统社会社会各阶层的政治等级为“士、农、工、商”。尽管“商”的地位往往是高于“农”和“工”的，但“商”显然并不是皇权的基础。在农业社会，皇权的基础是“农”。因为担忧商人的坐大，皇权对“商”的阶层一直保持高度的政治警觉性和压力。这里要指出的是，皇权对“商”的压力并不是为了“农”和“工”的利益，而是为了其自身的统治地位。在社会基层，“商”或者资本阶层对民的暴力从来就没有中断过。这个传统似乎也延续到今天。资本对民的暴力当然没有合法性，这种暴力更多的是表现为黑社会性质。例如在很多年里，围绕着建筑商土地开发冲突，发展商经常使用黑社会暴力来应对民的抵抗。使用暴力的资本包括私人资本、国有资本和各种类型的外国资本。劳资冲突频繁发生，并经常体现为暴力。
权钱结合对平民的暴力
更为糟糕的就是权、钱结合对民的暴力了。数千年传统中，农民起义的历史可以说是民对权或者民对权、钱结合体的暴力，这是一种抵制暴力的暴力或者反抗暴力的暴力。当权和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民的生存空间呈现最小化趋势。权、钱结合对民的暴力及其对这种暴力的暴力抵抗，也是当代中国最为重要的暴力形式。在当代中国，权钱的结合是典型的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在中国推行的结果。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就是资本利益的最大化和效率的最大化。资本的这种自然倾向性和中国各级政府的经济主义相吻合。各级政府把推动经济发展为最高议程，GDP主义盛行。在任何社会，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倾向性必然会遇到社会力量的有效抵制。在中国，因为权、钱两者利益的一致性，社会很难产生有效的抵制。在很大程度上说，权和钱的结合造就了资本极权主义。从很大程度上说，中国在很长时间里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最大也是最有效的试验地。一旦两者的结合，暴力的使用就经常被赋予了合法性，就是说，权力部门为了和资本分享利益，不惜动用国家暴力机器来保护资本的利益。这种权、钱结合而对民的暴力表现得最为普遍。
各种社会暴力在迅速蔓延着。这些暴力的出现也表明中国社会存在着多重危机。首先是价值危机。权和钱的结合迅速解体了所有维系社会共同体的价值。无论是货币的权力化（用钱“购买”暴力）还是权力的货币化（用权力交换金钱），社会正义就在这些过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对民来说，用暴力抵抗暴力似乎是唯一的手段。暴力隐含着无奈的复仇，但也隐含着中国传统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正义感（所谓的“侠”）。因为权与钱的结合已经很久，社会群体之间和权钱的对立往往表现为集体性。这就是为什么在越来越多的事件上，社会的抗议声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最近的通钢事件与邓玉娇案上，民总是站在一起，和钱与权构成对立面。因为社会价值的丧失，中国社会秩序的基本原则也处于解体状态。
最为严重的是法律信任危机。信任危机和暴力一直处于恶性循环。对法律的不信任导致人们对暴力的使用，而诉诸于暴力则进一步加深对法律的不信任。中国政府多少年来一直强调法制和法治，经过那么多年的努力，有效地提高了人们的法律意识。这就是为什么在很多年里很多人一直在作“依法抗争”。但是，这并不是说人们就相信法律了。可惜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法律的公正性。无论是权还是钱，违法的得不到惩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是一个极为抽象的概念。当人们不相信法律会给他们带来公正或者正义的时候，诉诸暴力就变得合理了（尽管是非法的）。
暴力蔓延加剧社会整合危机
社会暴力的发生表明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严峻的整合危机。社会信任、法律、利益互惠和妥协等等都是一个社会的整合机制。这些因素在失去之后，社会整合危机自然跟紧而来。现在的中国，精英阶层表现为封闭性，就是说政权失去了整合社会精英的能力，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被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更不用说社会尤其是基层社会对政治过程的参与了。另一方面，资本圈也表现为很大的封闭性。市场经济的最大一个特点就是开放性。中国尽管表面上存在着市场经济，但并没有市场经济所具有的开放性。庞大无比的国家垄断越来越具有封闭性。当越来越多的行业被垄断的时候，没有其它经济主体能够进入了。而规模较大的私营经济部门也是名不符其实。要生存，就要和权搞好关系。中国的领导人对社会整合危机的严重性实际上是有高度认识的。因此，很多年里，一直努力使得政策向社会尤其是向弱势群体倾斜，和谐社会概念就是中央政府为了多数人民的利益而进行的政策调整。但很荒唐的是，因为权和钱的既得利益的阻力，每一次政策调整在执行过程中都可以构成了对民的一次新的剥夺。
在任何社会，社会暴力的蔓延都绝对不是好的症状。社会暴力使得各社会角色之间的互动演变成零和游戏。如果暴力的不断发生和升级不能得到有效的制止，那么就会演变成一次总体性政治危机。这早已经为世界历史和中国数千年农民起义史甚至共产党本身革命的历史所证实。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形势不容乐观。尽管领导层在努力实行社会改革，增进社会正义，但面对暴力，有关部门的主要举措还是暴力。所以，一些暴力被压制下去了，另外一些暴力又冒了出来。要真正遏制住社会暴力，就要从社会正义、社会信任、法治等基础做起。没有有效的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这些基础很难建立起来。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 （2009-12-15）
早报导读
李光耀：中印不太可能发生军事冲突
尽管中印在边界存在长期争议，但由于这两个亚洲大国都着重经济增长，因此不太可能发生军事冲突。
马英九亲信金溥聪 正式接任国民党秘书长
台湾东南亚研究中心成立
重庆人出国打工首选新加坡
在很大程度上说，权和钱的结合造就了资本极权主义。从很大程度上说，中国在很长时间里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最大也是最有效的试验地。
各种迹象表明中国社会暴力正在迅速蔓延。任何社会暴力至少涉及到两个以上的社会角色。笔者曾经讨论过中国权、钱和民三者之间的互相不信任和紧张关系。不可避免地，社会冲突也表现在权力、资本和民（老百姓）三者之间。从这三者间的关系，人们可以发现很多不同类型的暴力形式，这里要讨论的主要有三种社会暴力，即权和民之间的相互暴力、资本和民之间的互相暴力，资本和权力结合在一起对民的暴力，以及民对资本和权力的暴力。权力和资本之间的暴力也会发生，但并非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暴力形式。
先说权力对民的暴力。权力对民的暴力是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特征，几乎是几千年一贯。因为权力是自我产生的，缺乏任何制约，不可避免地要表现出傲慢与腐败。在传统文化中，民一直被视为是统治者的客体，这种情况到今天也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一些干部及其干部子弟不仅仅能够利用权力寻租，欺压人民，而且在和民发生冲突的时候，使用暴力。在任何现代社会，国家政权是暴力的垄断者。垄断暴力当然是为了社会的秩序，也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法律与秩序”。但是，一旦暴力被腐败官员所使用，那么就是公器私用。一些官员或者管家子弟胡作非为，直接或间接地对人民使用暴力，并且超越于法律之上：或者逃避法律的制裁，或者用少许的钱替代法律的制裁。经常有民死于官员的暴力之下；也有很多的案例，冒犯干部官员的平民被送入精神病院。
资本对民的暴力也很为常见。中国传统社会社会各阶层的政治等级为“士、农、工、商”。尽管“商”的地位往往是高于“农”和“工”的，但“商”显然并不是皇权的基础。在农业社会，皇权的基础是“农”。因为担忧商人的坐大，皇权对“商”的阶层一直保持高度的政治警觉性和压力。这里要指出的是，皇权对“商”的压力并不是为了“农”和“工”的利益，而是为了其自身的统治地位。在社会基层，“商”或者资本阶层对民的暴力从来就没有中断过。这个传统似乎也延续到今天。资本对民的暴力当然没有合法性，这种暴力更多的是表现为黑社会性质。例如在很多年里，围绕着建筑商土地开发冲突，发展商经常使用黑社会暴力来应对民的抵抗。使用暴力的资本包括私人资本、国有资本和各种类型的外国资本。劳资冲突频繁发生，并经常体现为暴力。
权钱结合对平民的暴力
更为糟糕的就是权、钱结合对民的暴力了。数千年传统中，农民起义的历史可以说是民对权或者民对权、钱结合体的暴力，这是一种抵制暴力的暴力或者反抗暴力的暴力。当权和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民的生存空间呈现最小化趋势。权、钱结合对民的暴力及其对这种暴力的暴力抵抗，也是当代中国最为重要的暴力形式。在当代中国，权钱的结合是典型的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在中国推行的结果。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就是资本利益的最大化和效率的最大化。资本的这种自然倾向性和中国各级政府的经济主义相吻合。各级政府把推动经济发展为最高议程，GDP主义盛行。在任何社会，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倾向性必然会遇到社会力量的有效抵制。在中国，因为权、钱两者利益的一致性，社会很难产生有效的抵制。在很大程度上说，权和钱的结合造就了资本极权主义。从很大程度上说，中国在很长时间里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最大也是最有效的试验地。一旦两者的结合，暴力的使用就经常被赋予了合法性，就是说，权力部门为了和资本分享利益，不惜动用国家暴力机器来保护资本的利益。这种权、钱结合而对民的暴力表现得最为普遍。
各种社会暴力在迅速蔓延着。这些暴力的出现也表明中国社会存在着多重危机。首先是价值危机。权和钱的结合迅速解体了所有维系社会共同体的价值。无论是货币的权力化（用钱“购买”暴力）还是权力的货币化（用权力交换金钱），社会正义就在这些过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对民来说，用暴力抵抗暴力似乎是唯一的手段。暴力隐含着无奈的复仇，但也隐含着中国传统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正义感（所谓的“侠”）。因为权与钱的结合已经很久，社会群体之间和权钱的对立往往表现为集体性。这就是为什么在越来越多的事件上，社会的抗议声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最近的通钢事件与邓玉娇案上，民总是站在一起，和钱与权构成对立面。因为社会价值的丧失，中国社会秩序的基本原则也处于解体状态。
最为严重的是法律信任危机。信任危机和暴力一直处于恶性循环。对法律的不信任导致人们对暴力的使用，而诉诸于暴力则进一步加深对法律的不信任。中国政府多少年来一直强调法制和法治，经过那么多年的努力，有效地提高了人们的法律意识。这就是为什么在很多年里很多人一直在作“依法抗争”。但是，这并不是说人们就相信法律了。可惜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法律的公正性。无论是权还是钱，违法的得不到惩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是一个极为抽象的概念。当人们不相信法律会给他们带来公正或者正义的时候，诉诸暴力就变得合理了（尽管是非法的）。
暴力蔓延加剧社会整合危机
社会暴力的发生表明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严峻的整合危机。社会信任、法律、利益互惠和妥协等等都是一个社会的整合机制。这些因素在失去之后，社会整合危机自然跟紧而来。现在的中国，精英阶层表现为封闭性，就是说政权失去了整合社会精英的能力，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被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更不用说社会尤其是基层社会对政治过程的参与了。另一方面，资本圈也表现为很大的封闭性。市场经济的最大一个特点就是开放性。中国尽管表面上存在着市场经济，但并没有市场经济所具有的开放性。庞大无比的国家垄断越来越具有封闭性。当越来越多的行业被垄断的时候，没有其它经济主体能够进入了。而规模较大的私营经济部门也是名不符其实。要生存，就要和权搞好关系。中国的领导人对社会整合危机的严重性实际上是有高度认识的。因此，很多年里，一直努力使得政策向社会尤其是向弱势群体倾斜，和谐社会概念就是中央政府为了多数人民的利益而进行的政策调整。但很荒唐的是，因为权和钱的既得利益的阻力，每一次政策调整在执行过程中都可以构成了对民的一次新的剥夺。
在任何社会，社会暴力的蔓延都绝对不是好的症状。社会暴力使得各社会角色之间的互动演变成零和游戏。如果暴力的不断发生和升级不能得到有效的制止，那么就会演变成一次总体性政治危机。这早已经为世界历史和中国数千年农民起义史甚至共产党本身革命的历史所证实。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形势不容乐观。尽管领导层在努力实行社会改革，增进社会正义，但面对暴力，有关部门的主要举措还是暴力。所以，一些暴力被压制下去了，另外一些暴力又冒了出来。要真正遏制住社会暴力，就要从社会正义、社会信任、法治等基础做起。没有有效的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这些基础很难建立起来。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