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从辛普森案看美国，民主法制是什么（刑事法庭）
发表于 ： 周日 4月 18, 2010 10:02 pm
jury是裁判团，而不是陪审团
“jury”，长期以来翻译为“陪审团”，这是法律翻译学习上的一个误读。
我们为什么把“jury”译作“陪审团”？从历史的雪泥鸿爪上来考证，很难找到些微的蛛丝马迹。符合逻辑的判断是先期满清那些公派留学出国“师夷长技”的人学习西洋法律时捎带进来的，是沈家本， 还是严几道，或其他贤达文士，不得而知。
总之，我们带着自己深深的、长达五千年的习俗和惯性，带着从春秋时代就存在而且发展成熟的“不平等”的等级观念、仁义道德和礼仪刑罚的旧思维，去学习并引进西方文明的诸多制度（最重要的就是法律制度）的时候，浑沦其事地就把“jury”理解为“陪审团”并固定下来。
1“陪审团”的英文解释
稍微仔细地阅读一下英文对“jury”的解释，就会意识到把它翻译成“陪审团”肯定有悖本义。
Jury，A body of persons sworn to judge and give a verdict on a given matter, especially a body of persons summoned by law and sworn to hear and hand down a verdict upon a case presented in court.
直译是：一群人就一件给定的事情宣誓裁判并给出结论，特指一群因法律原因而集合在一块的人们就诉诸法庭 的案件，宣誓后倾听，并给出一个结论。
英文解释可以说明，“jury”不是“陪审”。因为从汉语陪审的意思来看，既然是“陪”，那么就必须有一个“主”，这样才成其为“陪”。联上那个“审”，就应当理解为“陪审”之外，还有个“主审”。而英文的解释中，没有只言片语提到了“主审”，也没有片语只言可以引申理解为“主审”。在该解释中，这一群人不是“陪审”而是自己“宣誓后倾听，并给出一个结论”，也就是“审判”，更严格讲，是汉语词汇中的“裁判”。
因为，在我们汉文明的词汇中，审判最初带着浓厚的封建意识，有着高高在上的官僚审判黔首愚民的意味。而在对“jury”的解释中，实行“审判”的人是“一群人”，而且是“因为法律原因而集合在一块”的“不特定的”“一群人”，他们与被审判的对象没有什么差别，他们与对象之间应当是完全平等的。而且，英文解释中，审判的对象没有提到是“人”（person），而是matter（事情）、case（案件）。所以，是针对某件事情，这一群因为法律原因集合在一块的人们进行审判，而不是针对某个人。这可以说明，在法庭上，审判者与被审判者同时作为人的元素是平等的，只是当案件当事人发生了某项具体的引起法庭审判的事情之后，才因为事情作为被审判的对象诉诸法庭，这对于任何人都是一样平等的。任何人都可能因为发生法律事情而诉诸法庭。可见，审判者与被审判者的平等地位决定了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应当把更代表平等意义的“裁判”对应于“jury”中的“judge”、“give a verdict”和“hand down a verdict”。
所以，“jury”，本着信达雅的精神来翻译，在汉语中对应的词汇应当是“裁判团”，而不是陪审团。（对应于jury翻译成裁判团，组成裁判团的juror也应当相应调整，不应当再翻译成“陪审员”，而应当改称“裁判团成员”或“裁判员”。）
英语对“jury”的其他解释，与上面的解释大同小异。《朗文法律词典》如是阐述：
A body of persons (generally 12, but, in cases of illness or death of a juror, the number must not fall below 9) selected according to the law and sworn to give a verdict on some matter according to the evidence.
直译为：一群人（通常是12人，但除非因为某个“juror”疾病或死亡，人数不得低于9人）依照法律被挑选出来，然后，宣誓并根据证据针对某件事情给出一个结论。
Black’s Law Dictionary 的解释是：
A group of persons selected according to law and given the power to decide question of fact and return a verdict in the case submitted to them.·In certain contexts, jury embraces any fact-trier, including an arbitrator or a trial judge sitting in a nonjury proceeding.
一群人，依照法律被挑选出来，并被授予权力以决定呈交给他们的案件中存疑的真相，并给出一个结论。·在某些文献中，裁判团包括任何事实的调查人，包括一个仲裁员或在非裁判团程序中的庭审法官。
这段话关于裁判团的一个最重要的陈述是“被授予权力”决定案件，这毋庸置疑地说明裁判团具有决定性的权力。可见，一百年前中国的那些公派出国的贤达文士把“jury”翻译成“陪审团”显然没有能够忠实地表达英文原义。（而在某些文献jury也指法官和仲裁员，则说明jury具有等同于法官的社会意识。后面我们会论述美国的法官是裁判团化的法官，上述的翻译与裁判团化法官有异曲同工之妙。）
今天在这里，按美国人的说法，真是一个“大日子”！夜已深了，我还始终无法平静下来，决定给你继续写信。
今天并不是节日，但是确实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整个美国，绝大多数的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精神上的冲击。今天是前美国橄榄球球星辛普森的宣判日。
我不知道国内对这个发生在一年以前的美国谋杀案有多少篇幅的报导。但是我想，不管你对于这个案子有怎样的了解，我都必须在这里好好写一写它。等你读完了之后，你就不会再感到奇怪，为什么在天天都有谋杀案发生的世界上，我会要特别向你介绍这样一个谋杀案。我们自己都感到惊奇，怎么就在我们对美国的司法制
度发生兴趣的时候，居然就发生了这么个案子！我还是从头讲起吧。
去年六月，在洛杉矶的高级住宅区发生了一桩重大谋杀案。死者为一名三十多岁的女人和一名二十多岁的男性年轻人，都是白人。事情一发生就十分轰动，因为两名死者之一，是这幢房子的女主人，名人辛普森的前妻。辛普森是一名黑人球星，当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他已经从球场上退役了。退役之后他还拍过一些电影，所以也可以算是一名影星。我们当时既没有看过他打球，也没有看过他的电影，可以说是在美国少有的“辛普森盲”。我们是在此案发生之后，才“补上这一课”的。
在这里还不得不稍微谈一谈美国人的运动。绝大多数的美国人都是球迷。他们迷的品种不多，主要就是称为美式足球的橄榄球，棒球和篮球。说实话，刚从东方来到这里，觉得橄榄球实在是野蛮人的运动，尤其是看到几十个人扑在一个球上，在地上滚作一团的时候，真想不通美国人怎么会喜欢如此愚蠢的游戏。直到后来亲眼看到了运动场上的橄榄球，才体会到了那种特有的激动和刺激，也开始学会欣赏它的运动技巧。我必须说明的是，美国人的“运动观”好象和中国完全不同，一般的老百姓很少关心美国在世界运动会上得了什么金牌，也从来没有类似“冲出美洲，走向世界”这样的口号。他们最感兴趣的事情，莫过于自己所住的城市或是州的运动队在全国联赛上的成绩。出类拔萃的球星在人们的眼里活脱脱就是一个“美国英雄”。所以，当辛普森案出来之后，我们的朋友迈克再三向我们说明：你们要知道，他在大家眼里，是一个“美国英雄”，而且，他以前给人们的印象始终是一个善良的好人。
可是，案件轰动的原因还不在于被谋杀者之一是他的前妻，而是不久之后洛杉矶警察局宣布他为杀人嫌疑犯。此案刚开始的时候，也就是一开始轰动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象一般美国人那么激动。因为我们毕竟没有他们那么深的“辛普森情结”。但是，这个案件还是吸引了我们注意。一方面，我们不可能不受到周围朋友的情绪感染，另一方面，这个案子几乎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戏剧性，你就是找个编剧刻意去编，大概也不过如此了。
一开始案发是在夜晚十点半左右，被害的女主人妮可•辛普森的邻居听到一只狗非常悲哀的叫声。然后，住在同一个小区的一名散步者发现一条狗，爪上带有血迹，十分固执地要领他去什么地方。他跟随而去，最后在妮可家铁门内的花园甬道上，发现了被害者的尸体和满地的鲜血。他于是报警，事情就这样开始了
吸引我们注意的另一个原因，是被害的那个年轻人。他在临近的一个餐馆当侍者，妮可当晚曾在那家餐馆吃饭，却把眼镜遗忘在餐桌上。这个叫高德曼的年轻人是接到妮可的电话好心去给她送眼镜的，照后来大家公认的说法，“他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一个错误的地点”。不论这个凶杀案是何起因，是何人所为，高德曼都是一个令人无法忘怀的冤魂。照片上的高德曼看上去很年轻，很单纯。
辛普森的住宅就在附近。案发之后，当警察试图找他通知案情时，发现他已经按他原来的计划去了芝加哥。最后，警察设法找到他住的旅馆，电话向他通报案情，要他赶快回来。就在短短的几天里，警察宣布有足够的证据将辛普森列为杀人嫌疑犯。我想，洛杉矶警察局到底还是顾及辛普森的声望，并没有马上将他逮捕归案，
而是答应他参加前妻的葬礼，之后，限时让他自己前去投案。警察局的这一例外宽容，又使该案平添一个戏剧化的情节。
辛普森本人一直否认有罪，他一再宣称他爱他的前妻，绝不会作出这样的事情。
在葬礼上，人们通过电视揣度着他的表情，也看不出个所以然。问题是葬礼之后他并没有去投案，一时间连警察也搞不清他去了那里。时限一过，只得把他宣布为重大通辑犯。但是很快，高速公路上就发现了他的白色福特重型车，他的朋友驾车，他坐在后座。警车追上去，他们并不停车，但似乎也无意逃跑，只是不紧不慢地开
着。当时，我也是很偶然地打开电视机，正好撞上追踪的现场直播。天上是直升飞机，公路上是整整齐齐的一排警车跟在他的白色福特车后面，出现一番洋洋大观的追捕景象。由于车速很慢，并不显得紧张，倒显得有点滑稽。电视台还同时播放一些心理学家的分析，说他有可能自杀，有可能持枪，有可能最后开枪拒捕，等等。
整整几个小时，全美国都在“跟踪追看”。我想，福特汽车公司肯定做梦也没有想到有这么好的免费广告机会。最后，这辆车下了高速公路，直奔他的家里。那里当然也已经候满了警察。门外也聚集了无数兴高采烈看热闹的人群，大多数都是他的球迷，不少人还叫着他的名字表示相信他的无辜。对于唯恐天下不乱，等着看出一场好戏的人来说，这场追踪的结果十分平淡，那些危险的可能性都没有发生。经他的好友下车与警察几番交涉之后，他被允许进屋，喝了一杯桔子汁，就束手归案了。
对于洛杉矶警察局来说，他们总算松下一口气来，因为，由于他们对于名人的网开一面而造成的这场意外追踪，已经使他们饱受了各方的攻击。
直到这个时候，我们对该案还是十分漫不经心，因为根据当时的报纸报导，警察在案发的当晚就在辛普森的家里发现有一系列的物证，再说，辛普森和妮可分居后，前者始终无法释怀，屡有冲突的记录。用我们所习惯的语言来说，这叫：杀人动机明确，证据确凿。我实在看不出辛普森还有什么“戏”。既然如此，接下来的事情也就是过过堂，判掉拉倒了。尽管事情是发生在“名人”身上，但是，看上去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凶杀案。可是，谁知道，好戏还没有开场呢。
在辛普森从芝加哥回来的一个小时里，当时警察局还没有宣布辛普森为嫌疑犯，他就已经给美国最著名的律师之一夏皮罗打了电话，聘请他作为他的律师，并且马上就组建了此后名满全美的“梦幻律师团”。找律师，这是美国人遇到预期可能出现的麻烦时，作出的几乎象是条件反射一样的反应。这是美国的特点。美国经过漫
长的以法治国的年月，法律的“品种”已经非常齐全，大到宪法，小到专业法规和规定生活中种种细节的法，样样俱全。国家有联邦法，州有州法，郡有郡法。一方面，一个人在美国遇到的任何问题麻烦，几乎都可以归到某一条或几条法律条文中去解决。法律成为美国生活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一个普通人在没有律师的帮助下，已经不可能搞清楚所有的这些法律上的关关节节。社会上庞大的律师队伍自然应运而生。
美国人对于律师又恨又爱的心情，我曾经在我的一个朋友身上看到过。他曾经因车祸受伤，痊愈后有后遗症，所以打官司寻求赔偿。他属于穷人之列，日子当然过得还是挺好，但是没有很多的富余钱。每一次收到律师的帐单，他都愤愤不平，一次一次地对我们说，“一次电话咨询居然要了我80元”，“谈一次话竞然要50元”，虽然这些帐单是讲好事成之后再付的。然而他不但离不开律师，而且还知道律师会帮他的大忙，因为律师完全有把握替他争取到至少十万美元的赔偿，而如果没有律师对各种法律条文的知识，他可能连一个大子儿也拿不到。
美国有一个笑话，说是在法学院一年级的课堂上，老师问学生律师的责任是什么，全体学生都回答说，是为主持正义；到了二年级，以这个答案作答的学生已经大大减少；到了毕业班上，当老师问出同一问题而只有一个学生回答为主持正义的时候，引起了全班的哄堂大笑。这个笑话的取意是非常直观的。律师的收入非常高，
总是让人看了心里不平衡，对律师要钱不要正义的指责很多。当然，律师和其他职业一样，也有一个职业道德的问题。但是，究竟什么是律师的职业道德，律师在整个司法制度中究竟起什么作用，律师的责任到底是什么，这是我在经历了辛普森审判之后，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象夏皮罗这样的名律师， 确实只有辛普森这样的“明星"”请得起。在美国，最能够迅速致富的就是“明星”了，但是谁也不会嫉妒。因为明星都要有点招数的，尤其是球星，绝不是光靠运气就能当上的。接着，辛普森又请了另一名黑人名律师卡可伦。很快，他的律师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小小的律师团，拥有全美国最优秀的几十名高级律师。同时，由地方女检察官克拉克，黑人检察官达顿为首的一个检方律师团也组建起来了。这两个律师团，一个代表被告，一个代表原告，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性质上的差别呢？通过辛普森案，我们才真正体会到，在美国，检方和辩方是完全平等对抗的两个梯队。美国的法庭和运动场没有什么区别，检方和辩方就象两支均势力敌的运动队。因为根据美国的法律，不论嫌疑犯被控的罪行有多么严重，不论检方手中掌握的证据看上去是多么的有力，在他被宣判有罪之前，都必须假设他是无罪的。“无罪假定”在美国的司法制度中是极为重要的一条。正是这一条，决定了检方和辩方从道义上的平等地位。正因为在宣判之前，假定被告是无罪的，律师也就可以毫无心理负担，理直气壮地进行辩护。如果没有这一条，被告律师一出场就矮三分，就根本谈不上“公平”二字，被告也就很有可能轻易沦为“待宰的羔羊”了。
所以，在被告不认罪的情况下，检方的责任是陈列证据，证明控告可以站得住脚，以期找出真正的罪犯。而作为辩方，是竭力对检方的证据提出疑点，甚至推翻检方的证据，以期维护有可能被冤枉的被告的清白。因此，在道义上，双方丝毫没有贵贱高下之分。检方即使手中掌握确凿证据，你所能做的，只是让证据说话，而不能有哪怕是些微的表示，以暗示双方有道义上的差异。如果检察官有任何抬高自己在道义上地位的迹象，比如说，宣称自己是伸张正义，而暗示辩护律师是为罪犯开脱等等，都是违反了“公平游戏”的原则，是严重犯规的行为。
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美国非常彻底的司法独立。不论是什么性质的案件，美国政府无权干预任何一个审理过程。所以，首先是双方都没有来自上方的压力。其次，是法庭上的对抗双方在道义上完全平等，这就确立了他们在法庭上公平抗衡的前提。如果双方都力量很强，唇枪舌战，逻辑推理，巧妙调动证人，就会变成一场非常有看头的智力角逐。难怪美国有许多电影故事片的大段场景都是在法庭上。
在美国法庭这个“运动场”上吹哨子的裁判，就是法官。他所起的全部作用就是维持秩序，也就是当双方在对抗的时候，维护“游戏规则”。双方的证据是否可以呈堂，提出的证人是否可以出庭，向证人的提问是否恰当，在法庭上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什么，在有一方犯规的时候叫停，等等，这些都是法官的责任。但是，真
正在案子里最终决定输赢的，却不是法官。在审判中，法官只是活像个球场上辛辛苦苦监视双方是否犯规的裁判。而且在整个审理过程中，他确实在不断地吹哨叫停。法官跟运动场上的裁判一样，他的水平一是体现在对于游戏规则的熟悉，还有就是对抗衡的双方“吹哨吹得公正”。他的水平绝不是体现在给被告定罪时能够“明察秋毫”。在这些案子中，美国法官并不是断生死的“青天大老爷”，断案根本就不是他的事儿，他也压根儿就没那份权力。那么，最终到底是谁在掌握被告的生杀大权呢？是最最普通的美国平头大百姓，即陪审团。
美国的宪法修正案，即权利法案，它的第五条，第六条和第七条都有涉及陪审团制度的内容。它的第五条是这样规定的：“非经大陪审团提起公诉，人民不应受判处死罪或会因重罪而被剥夺部分公权之审判；惟于战争或社会动乱时期中，正在服役的陆海军或民兵中发生的案件，不在此例；人民不得为同一罪行而两次被置于危急生命或肢体之处境；不得被强迫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自证其罪，不得不经过适当法律程序而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人民私有产业，如无合理赔偿，不得被征为公用。”
宪法修正案的第六条如下：“在所有刑事案中，被告人应有权提出下列要求：要求由罪案发生地之州及区的公正的陪审团予以迅速及公开之审判，并由法律确定其应属何区；要求获悉被控的罪名和理由；要求与原告的证人对质；要求以强制手段促使对被告有利的证人出庭作证；并要求由律师协助辩护。”
第七条是这样的：“在引用习惯法的诉讼中，其争执所涉及价值超过二十元，则当事人有权要求陪审团审判；任何业经陪审团审判之事实，除依照习惯法之规定外，不得在合众国任何法院中重审。”
其实，你我都早就听说过美国的陪审团制度，但是只有在到了美国之后，在了解了陪审团制度的种种细则规定，并且看了陪审团判案，尤其是看了辛普森案件这样惊心动魄的大案审判之后，我才真正理解陪审团“是什么”和当初设立它的“为什么”。
你在上面的宪法修正案中已经看到了，一般的民事和刑事案件，只要你提出要求，都可以由陪审团审理。而重大案件，尤其是有可能导致死刑的案件，则必须通过陪审团审理。但是，选陪审团有什么标准呢？从表面上来看，似乎只要是案发地法院的管区之内，年满十八岁以上的美国公民，都可以当陪审员。但是，实际上远不是那么简单。
首先是与案子有关的人员，包括与原告或被告有联系的人不得入选。有一些职业有可能产生思维倾向的，比如律师，医生，教师等等，也不得入选。初选陪审团时，法官为了公正，使建立的陪审团能够真正代表最普遍意义上的人民，他的选择会从选举站的投票名单或者电话号码本上随机地选择。初选的名单总是远远地超出所需要的人数。比如在辛普森一案中，陪审团的初选是在去年九月底完成的，共选出了304名候选人， 最终所需要的只是12名陪审员和12名候补陪审员。这是因为初选之后，还有一次严格的删选，除了我前面列举的不得入选者必须删除之外，其余的候选者还必须经过非常严格的审查，主要是删除一些由于环境和经历所造成的有
心理倾向的候选人，以避免可能造成的不公正判断。(待续)
辛普森案一出来就被称之为“世纪大审判”。主角是名人，美国一流的律师团，检方也摆出决一死战的最强阵容。法官的确定都必须同时被双方所接受，经过双方再三讨论同意，由日裔法官伊藤出任。伊藤的公正无私是出了名的，他的妻子恰好是承办此案的洛杉矶警察局的警官，他居然还能被极其挑剔的辩方律师所接受，可见其声誉好到什么程度。
第二轮的陪审团的删选进行了近两个月，可见其困难和慎重的程度。候选人首先要接受法官的审查，比如，有一名女候选人曾经有过被丈夫虐待的经历，由于辛普森曾经打过他的前妻，所以，这名候选人的资格立即被法官取消了，以免她在作判断时触景生情，不由自主地“公报私仇”。除了法官的审查，候选人还要接受辩方律师和检方的审查。由于最终的判决将出自这些陪审员之口，双方谁也不敢掉以轻心，他们都有否决权，所以稍有疑惑就被删除了。这也是初选选出了三百多人的原因。
有一点必须强调的是，双方的律师团都只有否决权，而没有“绝对录取权”。这就是说，任何一方都只能说不要哪一个，而不能说要哪一个做陪审员的。任何一名入选的陪审员都必须同时得到双方的认可，这很不容易。尤其在这个案子里，被告是黑人的运动英雄，而他被害的前妻是一个白人，你很难说陪审员种族成分就完全不影响他的判断。另外，由于被告和一名被害者之间是离异的夫妻，因此，普遍认为，陪审团的性别比例也可能成为一个有影响的因素。不管怎么说，到去年11月，陪审团终于建立起来了。其中大多数是黑人。
在美国，各个州对于是否允许电视台进入法庭是有不同规定的。有些州是绝对不允许的。在这种情况下，法庭上既不准录像，也不准录音，甚至也不可以拍照。因此，电视观众就只能在新闻节目中听到一些简单介绍。这也为一批画画的提供了一种专门的职业，因为新闻媒体为了弥补电视观众对法庭审理的视觉了解，总要雇一些艺术家画现场速写。有些州的法律使现场的电视传播具有可能性，但是，必须考虑辩方和检方的意见，最后，由法官裁决。加利弗尼亚州就属于此列。好在伊藤法官批准了辛普森案的电视转播，使所有的人都有了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去了解这个国家的司法制度是如何运转的。但是，电视转播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规定，就是不可以“暴露”陪审员。
法庭的四大要素，检方，辩方，法官，陪审团都好不容易齐全了，但是还不能开庭，因为要由法官先决定哪些证据可以呈堂，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证据都可以真的算证据的。这话可怎么说呢？实际上，这个问题在我以前的信中已经提到过了，你还记得在阿巴拉其山区受到地方治安警察无理搜捕的那对年轻夫妇的故事吗？在那个故事里，我已经提到过宪法第四修正案，以及最高法院依据这个修正案所定出的“排斥原则”。我又一次体会到，美国的权利法案中的每一个字都不是白写的。只要你能够找到条文对得上号，你就可以切切实实地用它来保护自己的自由和权利。
这一个过程叫审前听证。在审前听证开始的时候，被告也必须先回答法官提出的是否认罪的问题。如果承认有罪，一般都可以事先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作一些有限的讨价还价。在电视机前，我们看到辛普森无精打采地回答说，不认罪。于是，听证开始。辛普森的辩护律师一开头就提出，在辛普森案发的当天晚上，警察在他家里所找到的一大堆证据，都不能作为合法证据在法庭上提供给陪审团。他们的依据正是宪法修正案的第四条：“人人具有保障人身，住所，文件及财物的安全，不受无理之搜索和拘捕的权利；此项权利，不得侵犯；除非有成立的理由，加上宣誓或誓愿保证，并具体指明必须搜索的地点，必须拘捕的人，或必须扣压的物品，否则一概不得颁发搜捕状。”
我前面说过，妮可分居以后和辛普森依然住得很近。当警察接到报案，查看现场之后，很快就去了辛普森的家。他当时已经离家去了芝加哥，警察在他的家里，发现了一些证据，然后才据此取得搜捕状，这确实是非常规的做法。在美国，一般来说，没有非常确定的理由（猜测，推理和怀疑都根本不是理由），警察是根本拿不到搜捕状的。许多案子，警察都因此而束手无策。那么，如果警察违规作业，在无搜捕状的情况下私闯民宅进行搜查，并且成功地如愿拿到了证据，这时怎么办呢？铁证如山之下，罪犯是否就可以得到惩罚，警察的违规在成功破案的事实面前是否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呢？这在美国是绝对行不通的。我以前的信中曾经提到过，权利
法案的核心就是防止美国政府剥夺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如果以“成败论英雄”，岂不是鼓励警察违反宪法。如果出现制造借口为非作歹的警察，老百姓还有什么力量可以把他们抵挡在门外呢？所以，如果警察未持有搜捕状进行搜查和逮捕，那就是违宪，即使拿到天大的证据，也只有一个结果，证据作废，放案犯回家。
所以，在开庭之前，法官首先要判定，警察在案发当晚第一次进入辛普森的家是不是合法，如果不合法的话，那么所有在他家发现的证据都不能在审判的时候在法庭上出现，这就是“排斥原则”。也就是从理论上讲，“非法证据”被“排斥”掉之后，在整个案子里唯一有权决定辛普森是否有罪的陪审员们，就不会知道曾经在辛普森家里找到过什么东西。这样，这些找到的东西也就等于不存在，如山的铁证也就在顷刻之间化整为零了。你是否觉得，这简直是不可思议？我当时尽管已经知道这个宪法修正案和“排斥原则”，但是还是觉得很新鲜，因为这毕竟是一个谋杀的刑事案件。在我的想象之中，对于一个重大杀人案，真是唯恐证据不足，天底下哪有这号事儿，逮着证据还让它作废的呢？
对于被害者的家属，这一点显然也是难以接受的。在整个案子的审理过程中，最使美国公众在感情上无法平静的，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被害年轻人高德曼的双亲。出现在电视机前的老高德曼完全是一个心碎而有尊严，强忍悲痛寻求正义的父亲形象。他长得很高，显得清瘦憔悴，他的妻子，被害者的继母，靠在他的一边，看上去非常弱小和无助。她看上去是在竭力克制自己，他们在巨大的丧子之痛面前所表现的互相支撑几乎打动了所有的人。在辩护律师提出警察取证非法，证据不应呈堂之后，高德曼的父亲发表了短短的讲话，他指责辩护律师是心里有鬼，如果律师确信自己的被告无罪，就应该让陪审团看到所有的证据。所有的人都对被害家属的愤
怒深表理解和同情，但是所有的人也都认为，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如果法官判决警察为非法取证，那就只有让证据作废。我早就说过了，美国人只认宪法，因为宪法是整体人民的自由保障。他们已经习惯于为此支付代价。
还要向你介绍的是，辛普森的陪审团从宣誓就任开始，就隔离了。一般的案子，如果影响不是太大的话，陪审员通常是可以回家的。但是，如果案子引起轰动，新闻界无孔不入的报导会使陪审团受到极大的干扰。一般在挑选陪审员的时候，就最好挑选那些对案情毫无所知的人，这样，他们所得到的全部信息，就是法庭上被允
许呈堂的证据，在判断时不会受到新闻界的推测和不合法证据的影响。这也是辛普森案挑选陪审团特别吃力的地方，因为在陪审团被选定和隔离之前，证据和舆论已经漫天都是了。你几乎已经找不到一个人说是没有大量看过有关报导的。但是，被选中的陪审员都会被告之，只有呈堂的证据才是算数的。至于在他们隔离之后公布的证据，如果被法官宣布为非法的话，陪审员根本就不会知道。
所以，自从陪审员宣誓就任之后，他们所能够知道的信息远远少于一般的普通老百姓，甚至也远远少于被告。他们被允许知道的东西只限于法官判定可以让他们听到和看到的东西。既使在法庭上发生的事情，只要遇到法官认为还需要进一步了解之后才能决定的情况，都会先把陪审员请出法庭。但是作为被告，他有宪法所保证的面对一切与他有关证据的权利。因此，被告是始终在场的。陪审员不可以看报纸，不可以看电视新闻，所以那些庭外发生的事情，比如辩护律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被害者家属的声明等等，他们都一无所知。而被告却有权知道这一切。陪审员在这一段时间里，上食品店买吃的，都有法警跟着，以保证他们不与外界接触。在整个案子结束并移交给他们决定之前，陪审员不可以互相交流和讨论案情。总之，一切都为了使他们不受到各界的情绪和非证据的影响，以维持公正的判决。因此，你可以这样说，在这一段时间里，陪审员的自由比该案的嫌疑犯还要少得多。因为受到宪法修正案的保护，被告有权面对全部证据和整个审理过程，因为他是当事人，
没有人可以瞒着他什么东西，而使他糊里糊涂地就给判了。陪审团却只可以面对非常有限的合法证据。这个案子实在是比较特别，由于双方的激烈角逐，审理过程特别长，导致陪审员被隔离的时间居然长达9个月。
还有一点也是很有意思的，你如果问我，在美国，什么场合上是必须穿得西装革履，一点马虎不得的？我想，那首先就是你如果当了被告，面临一个比较需要认真对待的案子，出现在美国的法庭上的时候。在美国，人们的穿着打扮实际上是非常随便的。但是，一个人哪怕他从来也没有穿过西装，在当了被告上法庭的时候，肯定会考虑要去买一套。因为在前面我已经介绍过，在判决之前，对被告是“无罪假定”，因此哪怕是最危险的被告，美国政府没有权力强迫被告在法庭上穿囚服，更不能戴刑具，以免陪审团在判决之前对被告有“罪犯形象”的先入之见。被告也都会充分运用自己的权利，精心打扮一番，以最“正人君子”，最“体面”的形象出现在陪审团面前，以争取“形象分”。这样，在美国的法庭上，检方和辩方的最后一点有可能形成不平等的感觉也消除了。在法庭上，上面坐着穿着特定大袍子的法官，法官的对面，并列地坐着检方的律师团和被告及他的律师团，两组人员座位排列是完全平等的。从视觉上看，都是服装整齐，旗鼓相当的。他们的后面是旁听席，法官的左侧是证人席。某一侧溜墙根的座位坐着从不开口，形色各异的一群，这就是法庭上真正掌握生杀大权的陪审团。
我再回到预审阶段的证据裁决。伊藤法官最终裁定，在辛普森家里发现的证据都是可以呈堂的合法证据。为什么呢？因为作为证人的警察一口咬定，案发的当天晚上，他们从案发现场出来，直扑辛普森的家中，并不是对这位被害人的前夫产生了丝毫的怀疑，而是相反，他们考虑到他与被害者曾经有过的亲属关系，有可能也遭遇了同样的不幸，或者说，生命也可能正处于危险之中。再说，与辛普森当时同住的，还有辛普森的孩子，他们的安全也在警察的严重关注之中。在辛普森的家门前和门口停着的辛普森汽车车门上发现血迹，更令人担心里面可能发生什么问题。由于这一切都是处于紧急状态，所以他们是作为紧急状态处理，这才进入他的住宅。此后发现血手套等重大证据，据此取得搜捕状，正式开始搜查。所以，整个程序是完全合法的。辩护律师抗辩说，警察是在撒谎，他们根本一开始就是把辛普森当做嫌疑犯，一开始就是去非法搜查的。这时，法官的裁判作用就体现出来了。你可以看到，这个时候他的“吹哨”对被告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有一点是必须指出的，法官在这种时候的裁决是很谨慎的，一是要有法律依据，二是要公平。否则的话，就会留下“小辫子”，后患无穷。在整个审判结束之后，只要有这样的“小辫子”，不服的一方就可以提到上诉法庭去，据此推翻审判结果。甚至法官还有可能因此而成为被告，葬送自己的前程。我们就曾经看到过一名女法官在一个案件的审理之后，被该案的被告起诉，反过来自己坐上被告席的。
这一次，在伊藤的判决之下，辛普森的律师团一开局就受了一个不小的挫折。那么为什么辛普森的律师团不惜一切要拼命阻止这些证据上法庭，为什么我会在一开始就觉得辛普森特别“没戏”呢？因为从他们家搜出的证据看上去实在太有力了。比如说，从他卧室的地毯上，拣到有明显血迹的袜子，血迹的基因测试与被害者相
同。在树丛里拣到一只浸着血的皮手套，和现场留下的那只刚好成一对。在他的白色福特车里发现有血迹，地面上也有血迹，等等。你说，是不是被告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
我们的美国朋友迈克在辛普森的律师名单一出来是就说，这下有好戏看了，他们是绝不会放过一丝一毫对被告有利的机会的。我当时真的大不以为然，我说，这么一大堆证据，律师就是有天大的本事，还能让他脱身了不成？迈克说，也许。这个“也许”，在英语里是有百分之五十可能性的意思。我当时没说什么，心里想，走着瞧吧，名律师就能把证据给吃了不成。所以当预审阶段辩护律师提出那些证据是“非法取证”的结果，要求作废，而且眼看着差一点真的给作废了的时候，我才开始提提神，不再对这个案子掉以轻心，因为律师真的把证据一口吃给下去的可能性，我已经看到了。我要留神看看，证据上了堂以后，律师还有什么招数。
真没想到，后面精彩情节迭起，让搞新闻的几乎一直处于兴奋状态。
对于美国司法制度中“无罪假定”有兴趣，可是也担心：一个“犯罪事实”是否最终演变成一场“法庭上的游戏”呢？
实际上，我确实应该先讲清楚，“无罪假定”也罢，检方与辩方的公平角逐也罢，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实际上这又回到了最初你所提出的问题：美国人到底有什么样的自由？ 因为， 美国人认为，在法庭正式宣判之前，这个嫌疑犯只是一个“嫌疑”犯。他有可能在最后被铁一样的证据被判罪名成立，因而从一名“嫌疑犯”
变为一名“罪犯”，从而失去一个美国公民所应该享有的自由和权利。但是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那就是，通过公平的法庭辩论，最终发现证据不足，使这名“嫌疑犯”洗清不白之冤。“无罪假定”和公平审判，正是为了保护一个普通人能够拥有有洗刷自己的不白之冤的自由和权利。
美国人并不认为被告就已经等于是半个罪犯了。相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嫌疑犯或者说被告，是意味着一个公民正处于一个非常被动和不利的地位。美国的司法制度在寻找罪犯的过程中，首先必须保护一个普通美国人在处于这种不利地位的时候所拥有的自由和基本权利。美国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被告面临的检查官与
警察，往往是代表着美国的地方政府，甚至是联邦政府的的力量，他们有着巨大的财力物力搜罗证据，维持诉讼。而一个普通人处于这样一个特殊地位上，如果还不从制度上加以保护的话，那么，被冤枉，甚至被政府或者执法人员陷害的可能性都是很大的。因此，你可以看到，在十条宪法修正案之中，有五条涉及保护涉嫌案犯
的美国公民的权利。
所以，你可以这样说，在美国，审判是一场遵循规则的“法庭上的游戏”，但是对于美国人来说，这并没有任何贬义，因为对于他们，这仅仅意味着公正对待一个普通人，尽管他处于“被告”这样一个倒霉的地位。最后犯罪事实是否能确认，还是要看检察官能否拿出充分的，足以说服普通老百姓的证据，陪审团即是老百姓的代表。
理论上能够理解的情况，在事实上是否就会遇到问题。更何况，我前面提到的是两个理想状态，即：罪犯被证实有罪，以及嫌疑犯被彻底洗清不白之冤。但是，实际上我们会遇到大量的非理想状态，就是案情是复杂的，判断是困难的。这也是辛普森案的意义。这个复杂的案件就是让所有的人面对一个困难的事
实，看一看在这样的情况下，理论是不是仍然起作用，从理论所设计出来的司法制度是否起作用。
所以，我们再回到辛普森这个案子。在审判开始之前，大家都在紧张地等着看检察官会提出什么样的罪名指控，同时寻求什么样的刑罚。因为美国各个州对于各项罪名的确立是有严格的规定的。比如说，一级谋杀罪，二级谋杀罪，误杀罪等，量刑标准当然也不同。我觉得，对于各种罪名的严格定义确实是十分必要的。记得在你寄来的“读书”杂志上，有一篇文章的名字好象叫“把羞耻当羞耻，把罪恶当罪恶”，历数种种“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情况，我当然都赞同。只是再进一步细究，在多元文化和时代大变迁之中，确有“耻”和“非耻”界限不清的情况，比如说同性恋，耻与非耻即使在美国也仍在争论不休。当然，这不是我提到的那篇文章的讨论范围。我想说的是，在解决这类问题之前，有一个简单问题至少是可以先解决的，就是“把谋杀当谋杀”。这话听上去好象有点怪怪的，可是有时候也挺现实，比如说，你我都见过好多“被迫害致死”这样的词儿，你说那屈死的主儿不是想告也显得缺点条文，显得有点理亏吗？
再说辛普森，如果检察官提出的是“一级谋杀罪”的罪名指控，按照加利弗尼亚州的法律规定，你就一定要提出充分证据，不仅证明嫌疑犯杀了人，还必须证明他是预谋杀人。这是因为，陪审团最后作出的判断并不是“有罪”或是“无罪”，而是“罪名成立”或是“罪名不成立”。如果检方只提出一种指控，陪审团的判定就称为“全肯定或全否定”判定。也就是说，如果你提出的只是“一级谋杀罪”指控，你又只能证明杀人而不能证明预谋，陪审团仍然会说，“一级谋杀罪的罪名不成立”，如果检察官没有提出其它指控，唯一的指控又被否定，案犯就可以回家了。所以，对于检察官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技巧性的问题。如果提出一级谋杀罪的指控，最后罪名成立的话，杀害了两条性命的罪犯就可以得到较重的处罚，比如说，死刑，或者，无期徒刑，不准假释等。但同时，检察官的风险也大得多。如果提二级谋杀罪，即指控他是在争吵之类恼怒中，一时性起无法控制而杀了人，对于检察官来说，寻求“罪名成立”当然压力要小得多，但是，可以寻求的处罚也就轻得多了，不仅刑期较短，而且关一段时间之后案犯就可以设法申请假释了。这对于检察官来说，显然心有不甘。辛普森案的检察官经过再三推敲和权衡，终于对他提出两项一级谋杀罪指控，也就是说，指控他对于被害的两个人都是一级谋杀。
检察官的指控当然是有他们的理由的，他们提出，在夏天戴着皮手套，携带利刃（两人都是被利刃割断脖子而死），穿戴暗色衣帽（现场拣到一顶暗色帽子）以及在现场停放逃脱工具（指辛普森的汽车里发现血迹），这都说明他是有预谋的。当时，我听到检察官寻求的是两项一级谋杀罪的时候，觉得这个指控是有一些疑问
的，或者说，检方这样做是有些担风险的。首先是非常偶然地出现在现场的那个年轻人，你很难说服陪审团，说是辛普森是“预谋”要杀他。其次，“如果辛普森是个预谋杀人犯的话，”当时我们所有的美国朋友都在开玩笑地说，“那么，他就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一个。”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想想看，在天天都可以在电视里看到好几个破案故事片的美国，哪一个打算逃脱的预谋杀人犯会用这种方法杀出一地血来，然后带回一大堆证据，撒得自己家里到处都是呢？如果是辛普森干的话，这种情况看上去更象是一种情绪失控的冲动。
另一个问题就是检察官是否要求死刑。在美国，各个州的法律不同，有些州根本就没有死刑。比如说，前年在纽约，有一名黑人在地铁里突然开枪滥杀，造成多名无辜旅客的伤亡。但是由于纽约州当时没有死刑，就只能判处多年监禁。不久之后，该州又恢复了死刑，但是这名罪犯已经不能重新改判了。辛普森案所发生的加利弗尼亚州是有死刑的，但是按照美国的法律规定，检察官必须在审判之前就提出是否寻求死刑，而不是在被告确定有罪之后再考虑这个问题，这也给检察官的决定带来很大难度。因为在美国，是否应该有死刑这回事，一直是一个非常严肃争执久远的议题。有非常多的人反对死刑。
美国有许多人质疑死刑是否人道，是否能真正地遏止犯罪，同时，由死刑的问题还牵扯出许许多多的其他问题，比如，判定死刑的界线，究竟那些人应该处死？社会是否有能力承担死刑犯的庞大上诉费用的问题。因为在美国，要以法律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是非常谨慎的。即使处于死刑，也要允许犯人有充分的再三上诉的机会，
因此，每个死刑犯在宣判到执行，其平均等候时间长达十年左右。还有大量的宗教教徒和民权活动人士在质疑死刑的道德问题。由于在宪法修正案的第八条里，规定法院对罪犯不得以残酷和异乎寻常的方法来惩罚，因此一度美国曾经考虑死刑是否违宪，并且曾在1972年，联邦最高法院布死刑为违宪。但是到1976年，又在“死刑必须很适当地执行”的前提下，重新作出接受死刑的决定。此后，各个州相继恢复死刑，今年三月七日纽约州州长所签署的死刑法，是美国第38个恢复死刑的州。但是，尽管如此，所有这些已恢复死刑的州，在执行死刑法的时候都非常慎重。为了确保不错杀无辜，这些州的州政府都必须成立一个独立的律师团，专为死刑犯进行辩护和协助他们上诉。美国在1967到1977年之间，没有任何死刑案，此后到1993年，全国虽有2716名罪犯被判死刑，然而，真正执行的还不到三百名。也就是说，在26年中，美国只有不到三百名的罪犯被真正处死。而且关于死刑的讨论还仍在继续。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检察官必须考虑到，如果一开始就对辛普森这样一个曾经是黑人体育英雄的人寻求死刑，很可能就会使陪审员在考虑被告的“罪名成立”时，心理压力太大，从而“下不了手”。因此，最终检察官放弃了提出要求死刑，我想，应该说这是比较明智的。
当正式审判开始的时候，照例需要被告当着陪审团的面再回答一次，是否自认“罪名成立”。一般来说，被告都是简单回答“罪名成立”，或是“罪名不成立”。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辛普森不但一反预审时无精打采的摸样（预审时陪审团不在场），而且提足中气斩钉截铁地答道：“罪名百分之一百的绝对不成立！”这种出乎意外的夸张修辞，在法庭上可能是属于首创，其目的当然是一开头就给陪审团留个强烈印象。一时间，在法庭之外被大家传为笑柄。那些天你在美国到处可以听到大家在说“百分之百的绝对”如何如何。不管怎么说，随着被告的否认罪名，“世纪大审判”就这么开始了。
美国的审判过程中最冗长，也是最有味道的部分就是听证了。因为听证过程就是双方律师，也就是两支“运动队”的竞技对抗过程，先是由检方提供证据和证人，然后，由辩方提供证据和证人。一开始，我们想当然地以为，在法庭上最狼狈的人肯定应该是被告，结果发现是大错特错了。我们在美国的法庭上看到，最狼狈的其实不是被告而是证人。你会说，证人不就是提供证据吗？怎么会被搞得狼狈呢？这是因为，不论证人提供的是正面还是反面的证据，不论他提供的证词是想说明被告有罪还是没罪，他都要在陪审团面前经受得住反对一方的诘问。在一个证人出庭作证的时候，他必须接受双方的提问。不论是检方还是辩方，向证人提问都是最具技巧性的工作。如果你是检方的证人，那么，检方的提问一般是比较好应付的，但是，辩方的提问就完全有可能叫你吃不了兜着走。反之亦然。
在美国的法庭上，最重要的东西莫过于证据和证词，因此，任何证据都要经过反复推敲，检方所作出的血样化验报告，辩方都会提出要一份血样另请专家进行测试。证人的每一句话，也有可能被陪审团作为定罪的重要依据，因此，证词的可靠性，证人本身的可靠性，当然都在律师质疑的范围之内。所以我们看到，如果把美国法庭比作“运动场”的话，证人就是运动双方竞争和游戏的那只“球”。
在作证过程中，检察官和辩护律师所能做的事情就是提问。提什么问题，怎么提法都大有讲究。与证人观点一致的一方，必须通过提问和证人的回答，使一旁的陪审团相信证词是可靠的。而另一方，却恰恰相反，他必须挖空心思千方百计地提出一些证人感到难以回答的问题，或者让证人的回答出现矛盾，或者刺激证人的感情薄弱点，使证人在情绪激动时证词出现漏洞，甚至于直接对证人本身的信誉和可靠性提出质问。在这种情况下，毫无法庭经验的证人当然很有可能被问得狼狈不堪。
但是，并不是任何问题都可以问的。有些问题在“犯规”之列，是不准提出的。什么问题能问，什么问题不能问，全靠法官掌握。这个时候，法官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一方在向证人提出问题的时候，另一方是在不断对“问题”本身的犯规提抗议的。“抗议”一提出，法官马上要“吹哨”，宣布对这个“问题”本身是否通过。如果通过，证人可以回答，如果不通过，证人就必须拒绝回答。那么，什么问题是属于犯规的呢？最常见的是“与案情无关”的问题，比如说，证人本人的信誉和道德品质经常会受到质疑，这一类问题一提出，提供证人的一方肯定要“抗议”，以保护自己的证人，这时，全看法官判断了。如果法官判“与案情无关”，质疑就被半路堵回去了，证人就可以松口气，如果法官认为这一提问对鉴定证人本身的可靠性，以及对鉴定他证词的可靠性都有关，那么，证人就得倒抽一口冷气，好好准备应付一些咄咄逼人的问话了。
还有一些诱导性的问题也是不允许的，比如说，你不能先确定一个事实，问证人是不是这样。这也是犯规的。同一个问题，有时候从一个角度去问是可以的，而换一个角度问就犯规了。在美国的法庭上，是相当紧张的。提问的一方总是尽量提一些问题，诱使证人讲出对自己一方有利的证词，对方就几乎一直在对各种问题的提法提出“抗议”，法官就不断地在对每一个“抗议”作“通过”或“否决”的判定。一旦法官的判定出来，抗议一方可以再一次对法官的判定加以“抗议”，这时，法官再重复一次他的判定时，会简单讲出他作出判定的理由。
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律师和法官的要求都是很高的。他们不仅要熟悉法律条文，还必须熟悉各种判例，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在美国，前案的判例也是后案审判的依据。因此，律师在“抗议”时，常常提出某个法律条文或以前的某个判例作为依据，说明自己“抗议”得有理。法官在这种情况下，当然首先是要对这些条文判例都反应得过来，然后，还要马上从自己的熟悉的判例中找出自己反驳的理由。这时，抗议一方若是再不服，也只能“当场服从裁判”了。整个过程：提问，抗议，判定，再抗议，再判定及说明依据，都象是在运动场上激烈比赛中的裁决过程一样，一分钟或数分钟之内快速完成的。因为一切都“有规有矩”，绝对服从“裁判”的权威，所以非常顺畅和有秩序，很有节奏感。
在美国法庭上，最大的犯规莫过于“争执”了。法庭之所以能够这么有秩序，在陪审团面前“不准争执”的规定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审理过程中，提问的一方是在与证人对话，“抗议”的一方是在与法官对话，检辩双方一般是相互不对话的。一旦出现他们之间的对话，通常带有“争执”意味，法官会在这样的“苗子”刚刚冒出来的时候就马上叫停，有时会立即判处罚款。这时，检查官和辩方律师只好当场掏出支票本先付罚款， 200美元的罚款当场交出，“争执”消除，正常的程序再继续下去。辛普森案的审理过程中，检辩双方都因为“争执”而被法官当场罚过款。
在向证人提问时，也绝对不允许“争执”。与证人的全部对话只能以提问的形式出现。即使提问的一方发现证人明显是在那里说谎，他也不能直接对证人说，你这是说谎，因为这不仅已经不是“提问”，而且是一种“争执”。在这种情况下，提问者能够做的，就是以继续提问的方式戳穿证人的谎言。一般来说，都能够达到目的。何况证人出庭时都要宣誓说实话，说谎在理论上犯了伪证罪，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所有的律师也都有一套把肯定句变为疑问句的本事。
在辛普森这个案子中，最长的一个阶段是由检方提供证据证人，这一个阶段持续了大概有半年，几乎每天都进行。你在国内的相关报导中一定也看到了，情况对于这位足球明星显得非常不利。首先他提不出最重要的所谓“不在现场”的证明。案发当天晚上，妮可在十点钟左右给母亲打过一个电话，从这个电话到辛普森在自
己家里接一名出租司机的电话，这段时间为45分钟。这是辛普森最关键和引起争议的一段时间。辛普森自己声称这段时间他是在家里独自睡觉，因此，提不出证人。在这种情况下，检辩双方争论的焦点，就是辛普森是否来得及在这段时间里完成所有动作。对于这一点，他们始终持有不同意见。辩护律师一直宣称，时间是不够的。因为是用刀，相对需要时间，而且他还必须来回于两个住宅之间。两个健康的成年人也不可能束手待毙，毫无搏斗，妮可也许由于是女性，显得弱一些，高德曼却是一个健壮的年轻人。
但是，最后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杀得顺利的话，时间也许是够的。同时却也给所有的人留下一些疑问，一是时间到底够不够，二是作为一个预谋杀人犯的话，辛普森为什么冒险给自己只安排非常短的作案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必须开车来回，杀人，然后更衣灭证（凶器和凶手所穿的衣服鞋子始终没有找到）。他必须在这段
时间里完成一切，因为他后面的时间安排把自己给堵死了－他不仅没有证人证明他“不在现场”，反而还约了一个豪华出租车到他的住所接他去机场。如果是一个预谋杀人案，这种安排也是很不近情理的。
正因为他预订了出租车，才出现了对他又是十分不利的出租车司机的证词。司机的证词说，到他家门外的时候是十点二十二分，打电话进去，没人接电话。等候一段，几次打电话，仍然没人接。他与老板联系是否要离开，得到的指示是“继续等候”。然后，他在黑暗中看见一名身材与辛普森相似的黑人走进辛普森的家。后来，看到出现灯光，他再打电话，半分钟到一分钟左右，辛普森接电话，告诉司机他睡过了头，马上出来。人们听了这样的证词，完全可以这样想，辛普森杀人误了乘车的点儿，是匆匆赶回来假装睡过了头的。但是，即便如此，有关“最愚蠢的谋杀犯”的“笑话”在人们头脑里依然挥之不去，因为，如果按照他与司机约定的时间，他几乎根本不可能“按时”回来，他为什么要愚蠢到事先约一个人到家里来，以证明自己事发的时候不在家呢？
司机作为一个证人，过关还是比较顺利的。他的基本证词都得到他的移动电话的电话记录的证实，因为他曾多次和他的老板联系。而其他一些收集证据的警察局证人都受到辩方律师十分苛刻的盘问。其中给我们印象最深的一个是佛曼，正是他拣到两只血手套作为关键证据的。他不是洛杉矶警察局重案组的成员，他只是碰巧
了那天当夜班，接到报警电话是他先到的现场。最初的一些证据，包括辛普森白色福特车上的血迹，那两只血手套，等等，就是他发现的。此后，重案组的人一赶到，他把案子交出去，就再也没他的事儿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牵进这个案子里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显然他在该案里的地位却十分重要。他是辩方假设的有可能因种
族歧视而栽赃的主要目标，因此，这一段听证对他来说过得相当艰难。但是，佛曼在这一阶段的表现基本上还是令检方满意的。尽管他受到被告律师的反复盘问，他还是能够做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似乎没出什么大漏子。对于如何发现一些重要证据，他都能一一道来，没有什么破绽。对于被告律师指责他有种族主义的言论，
他也断然加以否认。他非常坚决地回答说，在以往的至少十年里，他从来没有用过“黑鬼”这个字眼。
另一个在法庭上十分狼狈的，是一个冯姓的华裔警官。他是搞技术的。亚裔在美国的各种机构里，担任技术方面的小头头的相当多。重案组接手之后，就是由他负责收集证据。因此，他也是一个本案“罪证可靠度”的重要证人。
本案的血样证据显得很重要的原因，是辛普森接到警察报告他前妻死亡的电话后，从芝加哥赶回来的时候，带着一个被割破的手指。他自称是在旅馆被打破的玻璃杯割伤的。但是，检方要证明的是，在他的汽车和现场发现的血滴中，有辛普森的基因，也就是说，要证明他的手指是在去芝加哥之前，是在杀人现场割破的。
在一开始他接受律师盘问的时候，冯警官十分从容，问他收集证据的全过程，他回答得信心十足，看上去也没有什么漏洞。他实在是小看了名律师的细致。实际上，当时取证的全过程都是有录像的，这是警察局的工作录像，根据宪法第六修正案，被告有权面对自己的全部证据，所以这些录像在被告律师那里都有一份拷贝。
在审理过程中，每当某一方提出，他们又找到一份新的证据的时候，都要把陪审团请出法庭，然后讨论该项证据是否合法是否可以呈堂。然而被告是一定有权出席的。证据是不可以在法庭上搞突然袭击，一下子突然拿出来的。所有的证据都必须按规定提前一段时间交到法庭，向对方公开这些证据以及证据所准备说明的问题。
这样，在决定呈堂之前，对方就有一段充分的准备时间，研究证据并进行反调查，寻找它的漏洞，考虑用何种策略在陪审团面前把这份证据驳倒。这既是原告和被告双方都拥有的权利，也是公平审判的组成内容之一。如果没有按规定的时间提前向法庭提交证据，就是犯规了，证据就会被法官拒绝呈堂。在这次审判中，辩方和检方就有过证据交晚了而给作废掉的情况。因此，所有的证据双方是都有一份拷贝的。
这也是律师们面对证人个个胸有成竹，可以提得出一大堆问题的原因。
我想，如果下一次这位冯警官如果还有出庭的机会的话，他非把这些录像全看到能背出来不可，因为，后一段的听证真是叫他无颜以对江东父老了。
对他的第一阶段的听证结束后，被告律师马上就在法庭上放开了警察局取证的工作录像。反正放出来的和当初冯警官的作证有多处不符。基本上都是技术细节问题，比如说，他曾经说，取证时是按操作规定作了戴橡皮手套等防污染措施，但在录像里却不是这样。再比如，他说某一重要证据是他自己亲自收集，录像里却是技
术级别还不够的助手在那里操作。另外，取到的血样没有及时送检，在高温的车内放置过久无人看管等等。总之，此类问题一大堆。在法庭上尝到自己信口开河苦果的冯，愁眉苦脸，与录像里的踌躇满志，洋洋得意恰成鲜明对照。问题是被告律师并不满足于把冯定位在一个“马大哈”的形象上，他们直追冯的个人品质问题。他
们要通过提问，使陪审团留下这样的印象，冯前面第一阶段的证词，不是时日已久，记忆不清说错了，也不是信口开河不负责任，而是有意撒谎，是有意掩盖警察局草菅证据，甚至有可能偷换证据的真相。他们要让陪审团明白，冯不仅是一个撒谎者，而且还可能是一个阴险的，居心叵测的，刻意掩盖事实真相的家伙。当不善的提问如洪水滔滔般涌来时，证人真是很难招架得住，有一度，冯看上去简直是比被告还要象被告，用狼狈不堪来形容是绝对不过分的。
“jury”，长期以来翻译为“陪审团”，这是法律翻译学习上的一个误读。
我们为什么把“jury”译作“陪审团”？从历史的雪泥鸿爪上来考证，很难找到些微的蛛丝马迹。符合逻辑的判断是先期满清那些公派留学出国“师夷长技”的人学习西洋法律时捎带进来的，是沈家本， 还是严几道，或其他贤达文士，不得而知。
总之，我们带着自己深深的、长达五千年的习俗和惯性，带着从春秋时代就存在而且发展成熟的“不平等”的等级观念、仁义道德和礼仪刑罚的旧思维，去学习并引进西方文明的诸多制度（最重要的就是法律制度）的时候，浑沦其事地就把“jury”理解为“陪审团”并固定下来。
1“陪审团”的英文解释
稍微仔细地阅读一下英文对“jury”的解释，就会意识到把它翻译成“陪审团”肯定有悖本义。
Jury，A body of persons sworn to judge and give a verdict on a given matter, especially a body of persons summoned by law and sworn to hear and hand down a verdict upon a case presented in court.
直译是：一群人就一件给定的事情宣誓裁判并给出结论，特指一群因法律原因而集合在一块的人们就诉诸法庭 的案件，宣誓后倾听，并给出一个结论。
英文解释可以说明，“jury”不是“陪审”。因为从汉语陪审的意思来看，既然是“陪”，那么就必须有一个“主”，这样才成其为“陪”。联上那个“审”，就应当理解为“陪审”之外，还有个“主审”。而英文的解释中，没有只言片语提到了“主审”，也没有片语只言可以引申理解为“主审”。在该解释中，这一群人不是“陪审”而是自己“宣誓后倾听，并给出一个结论”，也就是“审判”，更严格讲，是汉语词汇中的“裁判”。
因为，在我们汉文明的词汇中，审判最初带着浓厚的封建意识，有着高高在上的官僚审判黔首愚民的意味。而在对“jury”的解释中，实行“审判”的人是“一群人”，而且是“因为法律原因而集合在一块”的“不特定的”“一群人”，他们与被审判的对象没有什么差别，他们与对象之间应当是完全平等的。而且，英文解释中，审判的对象没有提到是“人”（person），而是matter（事情）、case（案件）。所以，是针对某件事情，这一群因为法律原因集合在一块的人们进行审判，而不是针对某个人。这可以说明，在法庭上，审判者与被审判者同时作为人的元素是平等的，只是当案件当事人发生了某项具体的引起法庭审判的事情之后，才因为事情作为被审判的对象诉诸法庭，这对于任何人都是一样平等的。任何人都可能因为发生法律事情而诉诸法庭。可见，审判者与被审判者的平等地位决定了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应当把更代表平等意义的“裁判”对应于“jury”中的“judge”、“give a verdict”和“hand down a verdict”。
所以，“jury”，本着信达雅的精神来翻译，在汉语中对应的词汇应当是“裁判团”，而不是陪审团。（对应于jury翻译成裁判团，组成裁判团的juror也应当相应调整，不应当再翻译成“陪审员”，而应当改称“裁判团成员”或“裁判员”。）
英语对“jury”的其他解释，与上面的解释大同小异。《朗文法律词典》如是阐述：
A body of persons (generally 12, but, in cases of illness or death of a juror, the number must not fall below 9) selected according to the law and sworn to give a verdict on some matter according to the evidence.
直译为：一群人（通常是12人，但除非因为某个“juror”疾病或死亡，人数不得低于9人）依照法律被挑选出来，然后，宣誓并根据证据针对某件事情给出一个结论。
Black’s Law Dictionary 的解释是：
A group of persons selected according to law and given the power to decide question of fact and return a verdict in the case submitted to them.·In certain contexts, jury embraces any fact-trier, including an arbitrator or a trial judge sitting in a nonjury proceeding.
一群人，依照法律被挑选出来，并被授予权力以决定呈交给他们的案件中存疑的真相，并给出一个结论。·在某些文献中，裁判团包括任何事实的调查人，包括一个仲裁员或在非裁判团程序中的庭审法官。
这段话关于裁判团的一个最重要的陈述是“被授予权力”决定案件，这毋庸置疑地说明裁判团具有决定性的权力。可见，一百年前中国的那些公派出国的贤达文士把“jury”翻译成“陪审团”显然没有能够忠实地表达英文原义。（而在某些文献jury也指法官和仲裁员，则说明jury具有等同于法官的社会意识。后面我们会论述美国的法官是裁判团化的法官，上述的翻译与裁判团化法官有异曲同工之妙。）
今天在这里，按美国人的说法，真是一个“大日子”！夜已深了，我还始终无法平静下来，决定给你继续写信。
今天并不是节日，但是确实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整个美国，绝大多数的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精神上的冲击。今天是前美国橄榄球球星辛普森的宣判日。
我不知道国内对这个发生在一年以前的美国谋杀案有多少篇幅的报导。但是我想，不管你对于这个案子有怎样的了解，我都必须在这里好好写一写它。等你读完了之后，你就不会再感到奇怪，为什么在天天都有谋杀案发生的世界上，我会要特别向你介绍这样一个谋杀案。我们自己都感到惊奇，怎么就在我们对美国的司法制
度发生兴趣的时候，居然就发生了这么个案子！我还是从头讲起吧。
去年六月，在洛杉矶的高级住宅区发生了一桩重大谋杀案。死者为一名三十多岁的女人和一名二十多岁的男性年轻人，都是白人。事情一发生就十分轰动，因为两名死者之一，是这幢房子的女主人，名人辛普森的前妻。辛普森是一名黑人球星，当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他已经从球场上退役了。退役之后他还拍过一些电影，所以也可以算是一名影星。我们当时既没有看过他打球，也没有看过他的电影，可以说是在美国少有的“辛普森盲”。我们是在此案发生之后，才“补上这一课”的。
在这里还不得不稍微谈一谈美国人的运动。绝大多数的美国人都是球迷。他们迷的品种不多，主要就是称为美式足球的橄榄球，棒球和篮球。说实话，刚从东方来到这里，觉得橄榄球实在是野蛮人的运动，尤其是看到几十个人扑在一个球上，在地上滚作一团的时候，真想不通美国人怎么会喜欢如此愚蠢的游戏。直到后来亲眼看到了运动场上的橄榄球，才体会到了那种特有的激动和刺激，也开始学会欣赏它的运动技巧。我必须说明的是，美国人的“运动观”好象和中国完全不同，一般的老百姓很少关心美国在世界运动会上得了什么金牌，也从来没有类似“冲出美洲，走向世界”这样的口号。他们最感兴趣的事情，莫过于自己所住的城市或是州的运动队在全国联赛上的成绩。出类拔萃的球星在人们的眼里活脱脱就是一个“美国英雄”。所以，当辛普森案出来之后，我们的朋友迈克再三向我们说明：你们要知道，他在大家眼里，是一个“美国英雄”，而且，他以前给人们的印象始终是一个善良的好人。
可是，案件轰动的原因还不在于被谋杀者之一是他的前妻，而是不久之后洛杉矶警察局宣布他为杀人嫌疑犯。此案刚开始的时候，也就是一开始轰动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象一般美国人那么激动。因为我们毕竟没有他们那么深的“辛普森情结”。但是，这个案件还是吸引了我们注意。一方面，我们不可能不受到周围朋友的情绪感染，另一方面，这个案子几乎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戏剧性，你就是找个编剧刻意去编，大概也不过如此了。
一开始案发是在夜晚十点半左右，被害的女主人妮可•辛普森的邻居听到一只狗非常悲哀的叫声。然后，住在同一个小区的一名散步者发现一条狗，爪上带有血迹，十分固执地要领他去什么地方。他跟随而去，最后在妮可家铁门内的花园甬道上，发现了被害者的尸体和满地的鲜血。他于是报警，事情就这样开始了
吸引我们注意的另一个原因，是被害的那个年轻人。他在临近的一个餐馆当侍者，妮可当晚曾在那家餐馆吃饭，却把眼镜遗忘在餐桌上。这个叫高德曼的年轻人是接到妮可的电话好心去给她送眼镜的，照后来大家公认的说法，“他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一个错误的地点”。不论这个凶杀案是何起因，是何人所为，高德曼都是一个令人无法忘怀的冤魂。照片上的高德曼看上去很年轻，很单纯。
辛普森的住宅就在附近。案发之后，当警察试图找他通知案情时，发现他已经按他原来的计划去了芝加哥。最后，警察设法找到他住的旅馆，电话向他通报案情，要他赶快回来。就在短短的几天里，警察宣布有足够的证据将辛普森列为杀人嫌疑犯。我想，洛杉矶警察局到底还是顾及辛普森的声望，并没有马上将他逮捕归案，
而是答应他参加前妻的葬礼，之后，限时让他自己前去投案。警察局的这一例外宽容，又使该案平添一个戏剧化的情节。
辛普森本人一直否认有罪，他一再宣称他爱他的前妻，绝不会作出这样的事情。
在葬礼上，人们通过电视揣度着他的表情，也看不出个所以然。问题是葬礼之后他并没有去投案，一时间连警察也搞不清他去了那里。时限一过，只得把他宣布为重大通辑犯。但是很快，高速公路上就发现了他的白色福特重型车，他的朋友驾车，他坐在后座。警车追上去，他们并不停车，但似乎也无意逃跑，只是不紧不慢地开
着。当时，我也是很偶然地打开电视机，正好撞上追踪的现场直播。天上是直升飞机，公路上是整整齐齐的一排警车跟在他的白色福特车后面，出现一番洋洋大观的追捕景象。由于车速很慢，并不显得紧张，倒显得有点滑稽。电视台还同时播放一些心理学家的分析，说他有可能自杀，有可能持枪，有可能最后开枪拒捕，等等。
整整几个小时，全美国都在“跟踪追看”。我想，福特汽车公司肯定做梦也没有想到有这么好的免费广告机会。最后，这辆车下了高速公路，直奔他的家里。那里当然也已经候满了警察。门外也聚集了无数兴高采烈看热闹的人群，大多数都是他的球迷，不少人还叫着他的名字表示相信他的无辜。对于唯恐天下不乱，等着看出一场好戏的人来说，这场追踪的结果十分平淡，那些危险的可能性都没有发生。经他的好友下车与警察几番交涉之后，他被允许进屋，喝了一杯桔子汁，就束手归案了。
对于洛杉矶警察局来说，他们总算松下一口气来，因为，由于他们对于名人的网开一面而造成的这场意外追踪，已经使他们饱受了各方的攻击。
直到这个时候，我们对该案还是十分漫不经心，因为根据当时的报纸报导，警察在案发的当晚就在辛普森的家里发现有一系列的物证，再说，辛普森和妮可分居后，前者始终无法释怀，屡有冲突的记录。用我们所习惯的语言来说，这叫：杀人动机明确，证据确凿。我实在看不出辛普森还有什么“戏”。既然如此，接下来的事情也就是过过堂，判掉拉倒了。尽管事情是发生在“名人”身上，但是，看上去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凶杀案。可是，谁知道，好戏还没有开场呢。
在辛普森从芝加哥回来的一个小时里，当时警察局还没有宣布辛普森为嫌疑犯，他就已经给美国最著名的律师之一夏皮罗打了电话，聘请他作为他的律师，并且马上就组建了此后名满全美的“梦幻律师团”。找律师，这是美国人遇到预期可能出现的麻烦时，作出的几乎象是条件反射一样的反应。这是美国的特点。美国经过漫
长的以法治国的年月，法律的“品种”已经非常齐全，大到宪法，小到专业法规和规定生活中种种细节的法，样样俱全。国家有联邦法，州有州法，郡有郡法。一方面，一个人在美国遇到的任何问题麻烦，几乎都可以归到某一条或几条法律条文中去解决。法律成为美国生活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一个普通人在没有律师的帮助下，已经不可能搞清楚所有的这些法律上的关关节节。社会上庞大的律师队伍自然应运而生。
美国人对于律师又恨又爱的心情，我曾经在我的一个朋友身上看到过。他曾经因车祸受伤，痊愈后有后遗症，所以打官司寻求赔偿。他属于穷人之列，日子当然过得还是挺好，但是没有很多的富余钱。每一次收到律师的帐单，他都愤愤不平，一次一次地对我们说，“一次电话咨询居然要了我80元”，“谈一次话竞然要50元”，虽然这些帐单是讲好事成之后再付的。然而他不但离不开律师，而且还知道律师会帮他的大忙，因为律师完全有把握替他争取到至少十万美元的赔偿，而如果没有律师对各种法律条文的知识，他可能连一个大子儿也拿不到。
美国有一个笑话，说是在法学院一年级的课堂上，老师问学生律师的责任是什么，全体学生都回答说，是为主持正义；到了二年级，以这个答案作答的学生已经大大减少；到了毕业班上，当老师问出同一问题而只有一个学生回答为主持正义的时候，引起了全班的哄堂大笑。这个笑话的取意是非常直观的。律师的收入非常高，
总是让人看了心里不平衡，对律师要钱不要正义的指责很多。当然，律师和其他职业一样，也有一个职业道德的问题。但是，究竟什么是律师的职业道德，律师在整个司法制度中究竟起什么作用，律师的责任到底是什么，这是我在经历了辛普森审判之后，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象夏皮罗这样的名律师， 确实只有辛普森这样的“明星"”请得起。在美国，最能够迅速致富的就是“明星”了，但是谁也不会嫉妒。因为明星都要有点招数的，尤其是球星，绝不是光靠运气就能当上的。接着，辛普森又请了另一名黑人名律师卡可伦。很快，他的律师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小小的律师团，拥有全美国最优秀的几十名高级律师。同时，由地方女检察官克拉克，黑人检察官达顿为首的一个检方律师团也组建起来了。这两个律师团，一个代表被告，一个代表原告，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性质上的差别呢？通过辛普森案，我们才真正体会到，在美国，检方和辩方是完全平等对抗的两个梯队。美国的法庭和运动场没有什么区别，检方和辩方就象两支均势力敌的运动队。因为根据美国的法律，不论嫌疑犯被控的罪行有多么严重，不论检方手中掌握的证据看上去是多么的有力，在他被宣判有罪之前，都必须假设他是无罪的。“无罪假定”在美国的司法制度中是极为重要的一条。正是这一条，决定了检方和辩方从道义上的平等地位。正因为在宣判之前，假定被告是无罪的，律师也就可以毫无心理负担，理直气壮地进行辩护。如果没有这一条，被告律师一出场就矮三分，就根本谈不上“公平”二字，被告也就很有可能轻易沦为“待宰的羔羊”了。
所以，在被告不认罪的情况下，检方的责任是陈列证据，证明控告可以站得住脚，以期找出真正的罪犯。而作为辩方，是竭力对检方的证据提出疑点，甚至推翻检方的证据，以期维护有可能被冤枉的被告的清白。因此，在道义上，双方丝毫没有贵贱高下之分。检方即使手中掌握确凿证据，你所能做的，只是让证据说话，而不能有哪怕是些微的表示，以暗示双方有道义上的差异。如果检察官有任何抬高自己在道义上地位的迹象，比如说，宣称自己是伸张正义，而暗示辩护律师是为罪犯开脱等等，都是违反了“公平游戏”的原则，是严重犯规的行为。
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美国非常彻底的司法独立。不论是什么性质的案件，美国政府无权干预任何一个审理过程。所以，首先是双方都没有来自上方的压力。其次，是法庭上的对抗双方在道义上完全平等，这就确立了他们在法庭上公平抗衡的前提。如果双方都力量很强，唇枪舌战，逻辑推理，巧妙调动证人，就会变成一场非常有看头的智力角逐。难怪美国有许多电影故事片的大段场景都是在法庭上。
在美国法庭这个“运动场”上吹哨子的裁判，就是法官。他所起的全部作用就是维持秩序，也就是当双方在对抗的时候，维护“游戏规则”。双方的证据是否可以呈堂，提出的证人是否可以出庭，向证人的提问是否恰当，在法庭上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什么，在有一方犯规的时候叫停，等等，这些都是法官的责任。但是，真
正在案子里最终决定输赢的，却不是法官。在审判中，法官只是活像个球场上辛辛苦苦监视双方是否犯规的裁判。而且在整个审理过程中，他确实在不断地吹哨叫停。法官跟运动场上的裁判一样，他的水平一是体现在对于游戏规则的熟悉，还有就是对抗衡的双方“吹哨吹得公正”。他的水平绝不是体现在给被告定罪时能够“明察秋毫”。在这些案子中，美国法官并不是断生死的“青天大老爷”，断案根本就不是他的事儿，他也压根儿就没那份权力。那么，最终到底是谁在掌握被告的生杀大权呢？是最最普通的美国平头大百姓，即陪审团。
美国的宪法修正案，即权利法案，它的第五条，第六条和第七条都有涉及陪审团制度的内容。它的第五条是这样规定的：“非经大陪审团提起公诉，人民不应受判处死罪或会因重罪而被剥夺部分公权之审判；惟于战争或社会动乱时期中，正在服役的陆海军或民兵中发生的案件，不在此例；人民不得为同一罪行而两次被置于危急生命或肢体之处境；不得被强迫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自证其罪，不得不经过适当法律程序而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人民私有产业，如无合理赔偿，不得被征为公用。”
宪法修正案的第六条如下：“在所有刑事案中，被告人应有权提出下列要求：要求由罪案发生地之州及区的公正的陪审团予以迅速及公开之审判，并由法律确定其应属何区；要求获悉被控的罪名和理由；要求与原告的证人对质；要求以强制手段促使对被告有利的证人出庭作证；并要求由律师协助辩护。”
第七条是这样的：“在引用习惯法的诉讼中，其争执所涉及价值超过二十元，则当事人有权要求陪审团审判；任何业经陪审团审判之事实，除依照习惯法之规定外，不得在合众国任何法院中重审。”
其实，你我都早就听说过美国的陪审团制度，但是只有在到了美国之后，在了解了陪审团制度的种种细则规定，并且看了陪审团判案，尤其是看了辛普森案件这样惊心动魄的大案审判之后，我才真正理解陪审团“是什么”和当初设立它的“为什么”。
你在上面的宪法修正案中已经看到了，一般的民事和刑事案件，只要你提出要求，都可以由陪审团审理。而重大案件，尤其是有可能导致死刑的案件，则必须通过陪审团审理。但是，选陪审团有什么标准呢？从表面上来看，似乎只要是案发地法院的管区之内，年满十八岁以上的美国公民，都可以当陪审员。但是，实际上远不是那么简单。
首先是与案子有关的人员，包括与原告或被告有联系的人不得入选。有一些职业有可能产生思维倾向的，比如律师，医生，教师等等，也不得入选。初选陪审团时，法官为了公正，使建立的陪审团能够真正代表最普遍意义上的人民，他的选择会从选举站的投票名单或者电话号码本上随机地选择。初选的名单总是远远地超出所需要的人数。比如在辛普森一案中，陪审团的初选是在去年九月底完成的，共选出了304名候选人， 最终所需要的只是12名陪审员和12名候补陪审员。这是因为初选之后，还有一次严格的删选，除了我前面列举的不得入选者必须删除之外，其余的候选者还必须经过非常严格的审查，主要是删除一些由于环境和经历所造成的有
心理倾向的候选人，以避免可能造成的不公正判断。(待续)
辛普森案一出来就被称之为“世纪大审判”。主角是名人，美国一流的律师团，检方也摆出决一死战的最强阵容。法官的确定都必须同时被双方所接受，经过双方再三讨论同意，由日裔法官伊藤出任。伊藤的公正无私是出了名的，他的妻子恰好是承办此案的洛杉矶警察局的警官，他居然还能被极其挑剔的辩方律师所接受，可见其声誉好到什么程度。
第二轮的陪审团的删选进行了近两个月，可见其困难和慎重的程度。候选人首先要接受法官的审查，比如，有一名女候选人曾经有过被丈夫虐待的经历，由于辛普森曾经打过他的前妻，所以，这名候选人的资格立即被法官取消了，以免她在作判断时触景生情，不由自主地“公报私仇”。除了法官的审查，候选人还要接受辩方律师和检方的审查。由于最终的判决将出自这些陪审员之口，双方谁也不敢掉以轻心，他们都有否决权，所以稍有疑惑就被删除了。这也是初选选出了三百多人的原因。
有一点必须强调的是，双方的律师团都只有否决权，而没有“绝对录取权”。这就是说，任何一方都只能说不要哪一个，而不能说要哪一个做陪审员的。任何一名入选的陪审员都必须同时得到双方的认可，这很不容易。尤其在这个案子里，被告是黑人的运动英雄，而他被害的前妻是一个白人，你很难说陪审员种族成分就完全不影响他的判断。另外，由于被告和一名被害者之间是离异的夫妻，因此，普遍认为，陪审团的性别比例也可能成为一个有影响的因素。不管怎么说，到去年11月，陪审团终于建立起来了。其中大多数是黑人。
在美国，各个州对于是否允许电视台进入法庭是有不同规定的。有些州是绝对不允许的。在这种情况下，法庭上既不准录像，也不准录音，甚至也不可以拍照。因此，电视观众就只能在新闻节目中听到一些简单介绍。这也为一批画画的提供了一种专门的职业，因为新闻媒体为了弥补电视观众对法庭审理的视觉了解，总要雇一些艺术家画现场速写。有些州的法律使现场的电视传播具有可能性，但是，必须考虑辩方和检方的意见，最后，由法官裁决。加利弗尼亚州就属于此列。好在伊藤法官批准了辛普森案的电视转播，使所有的人都有了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去了解这个国家的司法制度是如何运转的。但是，电视转播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规定，就是不可以“暴露”陪审员。
法庭的四大要素，检方，辩方，法官，陪审团都好不容易齐全了，但是还不能开庭，因为要由法官先决定哪些证据可以呈堂，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证据都可以真的算证据的。这话可怎么说呢？实际上，这个问题在我以前的信中已经提到过了，你还记得在阿巴拉其山区受到地方治安警察无理搜捕的那对年轻夫妇的故事吗？在那个故事里，我已经提到过宪法第四修正案，以及最高法院依据这个修正案所定出的“排斥原则”。我又一次体会到，美国的权利法案中的每一个字都不是白写的。只要你能够找到条文对得上号，你就可以切切实实地用它来保护自己的自由和权利。
这一个过程叫审前听证。在审前听证开始的时候，被告也必须先回答法官提出的是否认罪的问题。如果承认有罪，一般都可以事先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作一些有限的讨价还价。在电视机前，我们看到辛普森无精打采地回答说，不认罪。于是，听证开始。辛普森的辩护律师一开头就提出，在辛普森案发的当天晚上，警察在他家里所找到的一大堆证据，都不能作为合法证据在法庭上提供给陪审团。他们的依据正是宪法修正案的第四条：“人人具有保障人身，住所，文件及财物的安全，不受无理之搜索和拘捕的权利；此项权利，不得侵犯；除非有成立的理由，加上宣誓或誓愿保证，并具体指明必须搜索的地点，必须拘捕的人，或必须扣压的物品，否则一概不得颁发搜捕状。”
我前面说过，妮可分居以后和辛普森依然住得很近。当警察接到报案，查看现场之后，很快就去了辛普森的家。他当时已经离家去了芝加哥，警察在他的家里，发现了一些证据，然后才据此取得搜捕状，这确实是非常规的做法。在美国，一般来说，没有非常确定的理由（猜测，推理和怀疑都根本不是理由），警察是根本拿不到搜捕状的。许多案子，警察都因此而束手无策。那么，如果警察违规作业，在无搜捕状的情况下私闯民宅进行搜查，并且成功地如愿拿到了证据，这时怎么办呢？铁证如山之下，罪犯是否就可以得到惩罚，警察的违规在成功破案的事实面前是否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呢？这在美国是绝对行不通的。我以前的信中曾经提到过，权利
法案的核心就是防止美国政府剥夺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如果以“成败论英雄”，岂不是鼓励警察违反宪法。如果出现制造借口为非作歹的警察，老百姓还有什么力量可以把他们抵挡在门外呢？所以，如果警察未持有搜捕状进行搜查和逮捕，那就是违宪，即使拿到天大的证据，也只有一个结果，证据作废，放案犯回家。
所以，在开庭之前，法官首先要判定，警察在案发当晚第一次进入辛普森的家是不是合法，如果不合法的话，那么所有在他家发现的证据都不能在审判的时候在法庭上出现，这就是“排斥原则”。也就是从理论上讲，“非法证据”被“排斥”掉之后，在整个案子里唯一有权决定辛普森是否有罪的陪审员们，就不会知道曾经在辛普森家里找到过什么东西。这样，这些找到的东西也就等于不存在，如山的铁证也就在顷刻之间化整为零了。你是否觉得，这简直是不可思议？我当时尽管已经知道这个宪法修正案和“排斥原则”，但是还是觉得很新鲜，因为这毕竟是一个谋杀的刑事案件。在我的想象之中，对于一个重大杀人案，真是唯恐证据不足，天底下哪有这号事儿，逮着证据还让它作废的呢？
对于被害者的家属，这一点显然也是难以接受的。在整个案子的审理过程中，最使美国公众在感情上无法平静的，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被害年轻人高德曼的双亲。出现在电视机前的老高德曼完全是一个心碎而有尊严，强忍悲痛寻求正义的父亲形象。他长得很高，显得清瘦憔悴，他的妻子，被害者的继母，靠在他的一边，看上去非常弱小和无助。她看上去是在竭力克制自己，他们在巨大的丧子之痛面前所表现的互相支撑几乎打动了所有的人。在辩护律师提出警察取证非法，证据不应呈堂之后，高德曼的父亲发表了短短的讲话，他指责辩护律师是心里有鬼，如果律师确信自己的被告无罪，就应该让陪审团看到所有的证据。所有的人都对被害家属的愤
怒深表理解和同情，但是所有的人也都认为，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如果法官判决警察为非法取证，那就只有让证据作废。我早就说过了，美国人只认宪法，因为宪法是整体人民的自由保障。他们已经习惯于为此支付代价。
还要向你介绍的是，辛普森的陪审团从宣誓就任开始，就隔离了。一般的案子，如果影响不是太大的话，陪审员通常是可以回家的。但是，如果案子引起轰动，新闻界无孔不入的报导会使陪审团受到极大的干扰。一般在挑选陪审员的时候，就最好挑选那些对案情毫无所知的人，这样，他们所得到的全部信息，就是法庭上被允
许呈堂的证据，在判断时不会受到新闻界的推测和不合法证据的影响。这也是辛普森案挑选陪审团特别吃力的地方，因为在陪审团被选定和隔离之前，证据和舆论已经漫天都是了。你几乎已经找不到一个人说是没有大量看过有关报导的。但是，被选中的陪审员都会被告之，只有呈堂的证据才是算数的。至于在他们隔离之后公布的证据，如果被法官宣布为非法的话，陪审员根本就不会知道。
所以，自从陪审员宣誓就任之后，他们所能够知道的信息远远少于一般的普通老百姓，甚至也远远少于被告。他们被允许知道的东西只限于法官判定可以让他们听到和看到的东西。既使在法庭上发生的事情，只要遇到法官认为还需要进一步了解之后才能决定的情况，都会先把陪审员请出法庭。但是作为被告，他有宪法所保证的面对一切与他有关证据的权利。因此，被告是始终在场的。陪审员不可以看报纸，不可以看电视新闻，所以那些庭外发生的事情，比如辩护律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被害者家属的声明等等，他们都一无所知。而被告却有权知道这一切。陪审员在这一段时间里，上食品店买吃的，都有法警跟着，以保证他们不与外界接触。在整个案子结束并移交给他们决定之前，陪审员不可以互相交流和讨论案情。总之，一切都为了使他们不受到各界的情绪和非证据的影响，以维持公正的判决。因此，你可以这样说，在这一段时间里，陪审员的自由比该案的嫌疑犯还要少得多。因为受到宪法修正案的保护，被告有权面对全部证据和整个审理过程，因为他是当事人，
没有人可以瞒着他什么东西，而使他糊里糊涂地就给判了。陪审团却只可以面对非常有限的合法证据。这个案子实在是比较特别，由于双方的激烈角逐，审理过程特别长，导致陪审员被隔离的时间居然长达9个月。
还有一点也是很有意思的，你如果问我，在美国，什么场合上是必须穿得西装革履，一点马虎不得的？我想，那首先就是你如果当了被告，面临一个比较需要认真对待的案子，出现在美国的法庭上的时候。在美国，人们的穿着打扮实际上是非常随便的。但是，一个人哪怕他从来也没有穿过西装，在当了被告上法庭的时候，肯定会考虑要去买一套。因为在前面我已经介绍过，在判决之前，对被告是“无罪假定”，因此哪怕是最危险的被告，美国政府没有权力强迫被告在法庭上穿囚服，更不能戴刑具，以免陪审团在判决之前对被告有“罪犯形象”的先入之见。被告也都会充分运用自己的权利，精心打扮一番，以最“正人君子”，最“体面”的形象出现在陪审团面前，以争取“形象分”。这样，在美国的法庭上，检方和辩方的最后一点有可能形成不平等的感觉也消除了。在法庭上，上面坐着穿着特定大袍子的法官，法官的对面，并列地坐着检方的律师团和被告及他的律师团，两组人员座位排列是完全平等的。从视觉上看，都是服装整齐，旗鼓相当的。他们的后面是旁听席，法官的左侧是证人席。某一侧溜墙根的座位坐着从不开口，形色各异的一群，这就是法庭上真正掌握生杀大权的陪审团。
我再回到预审阶段的证据裁决。伊藤法官最终裁定，在辛普森家里发现的证据都是可以呈堂的合法证据。为什么呢？因为作为证人的警察一口咬定，案发的当天晚上，他们从案发现场出来，直扑辛普森的家中，并不是对这位被害人的前夫产生了丝毫的怀疑，而是相反，他们考虑到他与被害者曾经有过的亲属关系，有可能也遭遇了同样的不幸，或者说，生命也可能正处于危险之中。再说，与辛普森当时同住的，还有辛普森的孩子，他们的安全也在警察的严重关注之中。在辛普森的家门前和门口停着的辛普森汽车车门上发现血迹，更令人担心里面可能发生什么问题。由于这一切都是处于紧急状态，所以他们是作为紧急状态处理，这才进入他的住宅。此后发现血手套等重大证据，据此取得搜捕状，正式开始搜查。所以，整个程序是完全合法的。辩护律师抗辩说，警察是在撒谎，他们根本一开始就是把辛普森当做嫌疑犯，一开始就是去非法搜查的。这时，法官的裁判作用就体现出来了。你可以看到，这个时候他的“吹哨”对被告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有一点是必须指出的，法官在这种时候的裁决是很谨慎的，一是要有法律依据，二是要公平。否则的话，就会留下“小辫子”，后患无穷。在整个审判结束之后，只要有这样的“小辫子”，不服的一方就可以提到上诉法庭去，据此推翻审判结果。甚至法官还有可能因此而成为被告，葬送自己的前程。我们就曾经看到过一名女法官在一个案件的审理之后，被该案的被告起诉，反过来自己坐上被告席的。
这一次，在伊藤的判决之下，辛普森的律师团一开局就受了一个不小的挫折。那么为什么辛普森的律师团不惜一切要拼命阻止这些证据上法庭，为什么我会在一开始就觉得辛普森特别“没戏”呢？因为从他们家搜出的证据看上去实在太有力了。比如说，从他卧室的地毯上，拣到有明显血迹的袜子，血迹的基因测试与被害者相
同。在树丛里拣到一只浸着血的皮手套，和现场留下的那只刚好成一对。在他的白色福特车里发现有血迹，地面上也有血迹，等等。你说，是不是被告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
我们的美国朋友迈克在辛普森的律师名单一出来是就说，这下有好戏看了，他们是绝不会放过一丝一毫对被告有利的机会的。我当时真的大不以为然，我说，这么一大堆证据，律师就是有天大的本事，还能让他脱身了不成？迈克说，也许。这个“也许”，在英语里是有百分之五十可能性的意思。我当时没说什么，心里想，走着瞧吧，名律师就能把证据给吃了不成。所以当预审阶段辩护律师提出那些证据是“非法取证”的结果，要求作废，而且眼看着差一点真的给作废了的时候，我才开始提提神，不再对这个案子掉以轻心，因为律师真的把证据一口吃给下去的可能性，我已经看到了。我要留神看看，证据上了堂以后，律师还有什么招数。
真没想到，后面精彩情节迭起，让搞新闻的几乎一直处于兴奋状态。
对于美国司法制度中“无罪假定”有兴趣，可是也担心：一个“犯罪事实”是否最终演变成一场“法庭上的游戏”呢？
实际上，我确实应该先讲清楚，“无罪假定”也罢，检方与辩方的公平角逐也罢，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实际上这又回到了最初你所提出的问题：美国人到底有什么样的自由？ 因为， 美国人认为，在法庭正式宣判之前，这个嫌疑犯只是一个“嫌疑”犯。他有可能在最后被铁一样的证据被判罪名成立，因而从一名“嫌疑犯”
变为一名“罪犯”，从而失去一个美国公民所应该享有的自由和权利。但是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那就是，通过公平的法庭辩论，最终发现证据不足，使这名“嫌疑犯”洗清不白之冤。“无罪假定”和公平审判，正是为了保护一个普通人能够拥有有洗刷自己的不白之冤的自由和权利。
美国人并不认为被告就已经等于是半个罪犯了。相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嫌疑犯或者说被告，是意味着一个公民正处于一个非常被动和不利的地位。美国的司法制度在寻找罪犯的过程中，首先必须保护一个普通美国人在处于这种不利地位的时候所拥有的自由和基本权利。美国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被告面临的检查官与
警察，往往是代表着美国的地方政府，甚至是联邦政府的的力量，他们有着巨大的财力物力搜罗证据，维持诉讼。而一个普通人处于这样一个特殊地位上，如果还不从制度上加以保护的话，那么，被冤枉，甚至被政府或者执法人员陷害的可能性都是很大的。因此，你可以看到，在十条宪法修正案之中，有五条涉及保护涉嫌案犯
的美国公民的权利。
所以，你可以这样说，在美国，审判是一场遵循规则的“法庭上的游戏”，但是对于美国人来说，这并没有任何贬义，因为对于他们，这仅仅意味着公正对待一个普通人，尽管他处于“被告”这样一个倒霉的地位。最后犯罪事实是否能确认，还是要看检察官能否拿出充分的，足以说服普通老百姓的证据，陪审团即是老百姓的代表。
理论上能够理解的情况，在事实上是否就会遇到问题。更何况，我前面提到的是两个理想状态，即：罪犯被证实有罪，以及嫌疑犯被彻底洗清不白之冤。但是，实际上我们会遇到大量的非理想状态，就是案情是复杂的，判断是困难的。这也是辛普森案的意义。这个复杂的案件就是让所有的人面对一个困难的事
实，看一看在这样的情况下，理论是不是仍然起作用，从理论所设计出来的司法制度是否起作用。
所以，我们再回到辛普森这个案子。在审判开始之前，大家都在紧张地等着看检察官会提出什么样的罪名指控，同时寻求什么样的刑罚。因为美国各个州对于各项罪名的确立是有严格的规定的。比如说，一级谋杀罪，二级谋杀罪，误杀罪等，量刑标准当然也不同。我觉得，对于各种罪名的严格定义确实是十分必要的。记得在你寄来的“读书”杂志上，有一篇文章的名字好象叫“把羞耻当羞耻，把罪恶当罪恶”，历数种种“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情况，我当然都赞同。只是再进一步细究，在多元文化和时代大变迁之中，确有“耻”和“非耻”界限不清的情况，比如说同性恋，耻与非耻即使在美国也仍在争论不休。当然，这不是我提到的那篇文章的讨论范围。我想说的是，在解决这类问题之前，有一个简单问题至少是可以先解决的，就是“把谋杀当谋杀”。这话听上去好象有点怪怪的，可是有时候也挺现实，比如说，你我都见过好多“被迫害致死”这样的词儿，你说那屈死的主儿不是想告也显得缺点条文，显得有点理亏吗？
再说辛普森，如果检察官提出的是“一级谋杀罪”的罪名指控，按照加利弗尼亚州的法律规定，你就一定要提出充分证据，不仅证明嫌疑犯杀了人，还必须证明他是预谋杀人。这是因为，陪审团最后作出的判断并不是“有罪”或是“无罪”，而是“罪名成立”或是“罪名不成立”。如果检方只提出一种指控，陪审团的判定就称为“全肯定或全否定”判定。也就是说，如果你提出的只是“一级谋杀罪”指控，你又只能证明杀人而不能证明预谋，陪审团仍然会说，“一级谋杀罪的罪名不成立”，如果检察官没有提出其它指控，唯一的指控又被否定，案犯就可以回家了。所以，对于检察官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技巧性的问题。如果提出一级谋杀罪的指控，最后罪名成立的话，杀害了两条性命的罪犯就可以得到较重的处罚，比如说，死刑，或者，无期徒刑，不准假释等。但同时，检察官的风险也大得多。如果提二级谋杀罪，即指控他是在争吵之类恼怒中，一时性起无法控制而杀了人，对于检察官来说，寻求“罪名成立”当然压力要小得多，但是，可以寻求的处罚也就轻得多了，不仅刑期较短，而且关一段时间之后案犯就可以设法申请假释了。这对于检察官来说，显然心有不甘。辛普森案的检察官经过再三推敲和权衡，终于对他提出两项一级谋杀罪指控，也就是说，指控他对于被害的两个人都是一级谋杀。
检察官的指控当然是有他们的理由的，他们提出，在夏天戴着皮手套，携带利刃（两人都是被利刃割断脖子而死），穿戴暗色衣帽（现场拣到一顶暗色帽子）以及在现场停放逃脱工具（指辛普森的汽车里发现血迹），这都说明他是有预谋的。当时，我听到检察官寻求的是两项一级谋杀罪的时候，觉得这个指控是有一些疑问
的，或者说，检方这样做是有些担风险的。首先是非常偶然地出现在现场的那个年轻人，你很难说服陪审团，说是辛普森是“预谋”要杀他。其次，“如果辛普森是个预谋杀人犯的话，”当时我们所有的美国朋友都在开玩笑地说，“那么，他就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一个。”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想想看，在天天都可以在电视里看到好几个破案故事片的美国，哪一个打算逃脱的预谋杀人犯会用这种方法杀出一地血来，然后带回一大堆证据，撒得自己家里到处都是呢？如果是辛普森干的话，这种情况看上去更象是一种情绪失控的冲动。
另一个问题就是检察官是否要求死刑。在美国，各个州的法律不同，有些州根本就没有死刑。比如说，前年在纽约，有一名黑人在地铁里突然开枪滥杀，造成多名无辜旅客的伤亡。但是由于纽约州当时没有死刑，就只能判处多年监禁。不久之后，该州又恢复了死刑，但是这名罪犯已经不能重新改判了。辛普森案所发生的加利弗尼亚州是有死刑的，但是按照美国的法律规定，检察官必须在审判之前就提出是否寻求死刑，而不是在被告确定有罪之后再考虑这个问题，这也给检察官的决定带来很大难度。因为在美国，是否应该有死刑这回事，一直是一个非常严肃争执久远的议题。有非常多的人反对死刑。
美国有许多人质疑死刑是否人道，是否能真正地遏止犯罪，同时，由死刑的问题还牵扯出许许多多的其他问题，比如，判定死刑的界线，究竟那些人应该处死？社会是否有能力承担死刑犯的庞大上诉费用的问题。因为在美国，要以法律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是非常谨慎的。即使处于死刑，也要允许犯人有充分的再三上诉的机会，
因此，每个死刑犯在宣判到执行，其平均等候时间长达十年左右。还有大量的宗教教徒和民权活动人士在质疑死刑的道德问题。由于在宪法修正案的第八条里，规定法院对罪犯不得以残酷和异乎寻常的方法来惩罚，因此一度美国曾经考虑死刑是否违宪，并且曾在1972年，联邦最高法院布死刑为违宪。但是到1976年，又在“死刑必须很适当地执行”的前提下，重新作出接受死刑的决定。此后，各个州相继恢复死刑，今年三月七日纽约州州长所签署的死刑法，是美国第38个恢复死刑的州。但是，尽管如此，所有这些已恢复死刑的州，在执行死刑法的时候都非常慎重。为了确保不错杀无辜，这些州的州政府都必须成立一个独立的律师团，专为死刑犯进行辩护和协助他们上诉。美国在1967到1977年之间，没有任何死刑案，此后到1993年，全国虽有2716名罪犯被判死刑，然而，真正执行的还不到三百名。也就是说，在26年中，美国只有不到三百名的罪犯被真正处死。而且关于死刑的讨论还仍在继续。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检察官必须考虑到，如果一开始就对辛普森这样一个曾经是黑人体育英雄的人寻求死刑，很可能就会使陪审员在考虑被告的“罪名成立”时，心理压力太大，从而“下不了手”。因此，最终检察官放弃了提出要求死刑，我想，应该说这是比较明智的。
当正式审判开始的时候，照例需要被告当着陪审团的面再回答一次，是否自认“罪名成立”。一般来说，被告都是简单回答“罪名成立”，或是“罪名不成立”。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辛普森不但一反预审时无精打采的摸样（预审时陪审团不在场），而且提足中气斩钉截铁地答道：“罪名百分之一百的绝对不成立！”这种出乎意外的夸张修辞，在法庭上可能是属于首创，其目的当然是一开头就给陪审团留个强烈印象。一时间，在法庭之外被大家传为笑柄。那些天你在美国到处可以听到大家在说“百分之百的绝对”如何如何。不管怎么说，随着被告的否认罪名，“世纪大审判”就这么开始了。
美国的审判过程中最冗长，也是最有味道的部分就是听证了。因为听证过程就是双方律师，也就是两支“运动队”的竞技对抗过程，先是由检方提供证据和证人，然后，由辩方提供证据和证人。一开始，我们想当然地以为，在法庭上最狼狈的人肯定应该是被告，结果发现是大错特错了。我们在美国的法庭上看到，最狼狈的其实不是被告而是证人。你会说，证人不就是提供证据吗？怎么会被搞得狼狈呢？这是因为，不论证人提供的是正面还是反面的证据，不论他提供的证词是想说明被告有罪还是没罪，他都要在陪审团面前经受得住反对一方的诘问。在一个证人出庭作证的时候，他必须接受双方的提问。不论是检方还是辩方，向证人提问都是最具技巧性的工作。如果你是检方的证人，那么，检方的提问一般是比较好应付的，但是，辩方的提问就完全有可能叫你吃不了兜着走。反之亦然。
在美国的法庭上，最重要的东西莫过于证据和证词，因此，任何证据都要经过反复推敲，检方所作出的血样化验报告，辩方都会提出要一份血样另请专家进行测试。证人的每一句话，也有可能被陪审团作为定罪的重要依据，因此，证词的可靠性，证人本身的可靠性，当然都在律师质疑的范围之内。所以我们看到，如果把美国法庭比作“运动场”的话，证人就是运动双方竞争和游戏的那只“球”。
在作证过程中，检察官和辩护律师所能做的事情就是提问。提什么问题，怎么提法都大有讲究。与证人观点一致的一方，必须通过提问和证人的回答，使一旁的陪审团相信证词是可靠的。而另一方，却恰恰相反，他必须挖空心思千方百计地提出一些证人感到难以回答的问题，或者让证人的回答出现矛盾，或者刺激证人的感情薄弱点，使证人在情绪激动时证词出现漏洞，甚至于直接对证人本身的信誉和可靠性提出质问。在这种情况下，毫无法庭经验的证人当然很有可能被问得狼狈不堪。
但是，并不是任何问题都可以问的。有些问题在“犯规”之列，是不准提出的。什么问题能问，什么问题不能问，全靠法官掌握。这个时候，法官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一方在向证人提出问题的时候，另一方是在不断对“问题”本身的犯规提抗议的。“抗议”一提出，法官马上要“吹哨”，宣布对这个“问题”本身是否通过。如果通过，证人可以回答，如果不通过，证人就必须拒绝回答。那么，什么问题是属于犯规的呢？最常见的是“与案情无关”的问题，比如说，证人本人的信誉和道德品质经常会受到质疑，这一类问题一提出，提供证人的一方肯定要“抗议”，以保护自己的证人，这时，全看法官判断了。如果法官判“与案情无关”，质疑就被半路堵回去了，证人就可以松口气，如果法官认为这一提问对鉴定证人本身的可靠性，以及对鉴定他证词的可靠性都有关，那么，证人就得倒抽一口冷气，好好准备应付一些咄咄逼人的问话了。
还有一些诱导性的问题也是不允许的，比如说，你不能先确定一个事实，问证人是不是这样。这也是犯规的。同一个问题，有时候从一个角度去问是可以的，而换一个角度问就犯规了。在美国的法庭上，是相当紧张的。提问的一方总是尽量提一些问题，诱使证人讲出对自己一方有利的证词，对方就几乎一直在对各种问题的提法提出“抗议”，法官就不断地在对每一个“抗议”作“通过”或“否决”的判定。一旦法官的判定出来，抗议一方可以再一次对法官的判定加以“抗议”，这时，法官再重复一次他的判定时，会简单讲出他作出判定的理由。
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律师和法官的要求都是很高的。他们不仅要熟悉法律条文，还必须熟悉各种判例，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在美国，前案的判例也是后案审判的依据。因此，律师在“抗议”时，常常提出某个法律条文或以前的某个判例作为依据，说明自己“抗议”得有理。法官在这种情况下，当然首先是要对这些条文判例都反应得过来，然后，还要马上从自己的熟悉的判例中找出自己反驳的理由。这时，抗议一方若是再不服，也只能“当场服从裁判”了。整个过程：提问，抗议，判定，再抗议，再判定及说明依据，都象是在运动场上激烈比赛中的裁决过程一样，一分钟或数分钟之内快速完成的。因为一切都“有规有矩”，绝对服从“裁判”的权威，所以非常顺畅和有秩序，很有节奏感。
在美国法庭上，最大的犯规莫过于“争执”了。法庭之所以能够这么有秩序，在陪审团面前“不准争执”的规定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审理过程中，提问的一方是在与证人对话，“抗议”的一方是在与法官对话，检辩双方一般是相互不对话的。一旦出现他们之间的对话，通常带有“争执”意味，法官会在这样的“苗子”刚刚冒出来的时候就马上叫停，有时会立即判处罚款。这时，检查官和辩方律师只好当场掏出支票本先付罚款， 200美元的罚款当场交出，“争执”消除，正常的程序再继续下去。辛普森案的审理过程中，检辩双方都因为“争执”而被法官当场罚过款。
在向证人提问时，也绝对不允许“争执”。与证人的全部对话只能以提问的形式出现。即使提问的一方发现证人明显是在那里说谎，他也不能直接对证人说，你这是说谎，因为这不仅已经不是“提问”，而且是一种“争执”。在这种情况下，提问者能够做的，就是以继续提问的方式戳穿证人的谎言。一般来说，都能够达到目的。何况证人出庭时都要宣誓说实话，说谎在理论上犯了伪证罪，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所有的律师也都有一套把肯定句变为疑问句的本事。
在辛普森这个案子中，最长的一个阶段是由检方提供证据证人，这一个阶段持续了大概有半年，几乎每天都进行。你在国内的相关报导中一定也看到了，情况对于这位足球明星显得非常不利。首先他提不出最重要的所谓“不在现场”的证明。案发当天晚上，妮可在十点钟左右给母亲打过一个电话，从这个电话到辛普森在自
己家里接一名出租司机的电话，这段时间为45分钟。这是辛普森最关键和引起争议的一段时间。辛普森自己声称这段时间他是在家里独自睡觉，因此，提不出证人。在这种情况下，检辩双方争论的焦点，就是辛普森是否来得及在这段时间里完成所有动作。对于这一点，他们始终持有不同意见。辩护律师一直宣称，时间是不够的。因为是用刀，相对需要时间，而且他还必须来回于两个住宅之间。两个健康的成年人也不可能束手待毙，毫无搏斗，妮可也许由于是女性，显得弱一些，高德曼却是一个健壮的年轻人。
但是，最后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杀得顺利的话，时间也许是够的。同时却也给所有的人留下一些疑问，一是时间到底够不够，二是作为一个预谋杀人犯的话，辛普森为什么冒险给自己只安排非常短的作案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必须开车来回，杀人，然后更衣灭证（凶器和凶手所穿的衣服鞋子始终没有找到）。他必须在这段
时间里完成一切，因为他后面的时间安排把自己给堵死了－他不仅没有证人证明他“不在现场”，反而还约了一个豪华出租车到他的住所接他去机场。如果是一个预谋杀人案，这种安排也是很不近情理的。
正因为他预订了出租车，才出现了对他又是十分不利的出租车司机的证词。司机的证词说，到他家门外的时候是十点二十二分，打电话进去，没人接电话。等候一段，几次打电话，仍然没人接。他与老板联系是否要离开，得到的指示是“继续等候”。然后，他在黑暗中看见一名身材与辛普森相似的黑人走进辛普森的家。后来，看到出现灯光，他再打电话，半分钟到一分钟左右，辛普森接电话，告诉司机他睡过了头，马上出来。人们听了这样的证词，完全可以这样想，辛普森杀人误了乘车的点儿，是匆匆赶回来假装睡过了头的。但是，即便如此，有关“最愚蠢的谋杀犯”的“笑话”在人们头脑里依然挥之不去，因为，如果按照他与司机约定的时间，他几乎根本不可能“按时”回来，他为什么要愚蠢到事先约一个人到家里来，以证明自己事发的时候不在家呢？
司机作为一个证人，过关还是比较顺利的。他的基本证词都得到他的移动电话的电话记录的证实，因为他曾多次和他的老板联系。而其他一些收集证据的警察局证人都受到辩方律师十分苛刻的盘问。其中给我们印象最深的一个是佛曼，正是他拣到两只血手套作为关键证据的。他不是洛杉矶警察局重案组的成员，他只是碰巧
了那天当夜班，接到报警电话是他先到的现场。最初的一些证据，包括辛普森白色福特车上的血迹，那两只血手套，等等，就是他发现的。此后，重案组的人一赶到，他把案子交出去，就再也没他的事儿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牵进这个案子里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显然他在该案里的地位却十分重要。他是辩方假设的有可能因种
族歧视而栽赃的主要目标，因此，这一段听证对他来说过得相当艰难。但是，佛曼在这一阶段的表现基本上还是令检方满意的。尽管他受到被告律师的反复盘问，他还是能够做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似乎没出什么大漏子。对于如何发现一些重要证据，他都能一一道来，没有什么破绽。对于被告律师指责他有种族主义的言论，
他也断然加以否认。他非常坚决地回答说，在以往的至少十年里，他从来没有用过“黑鬼”这个字眼。
另一个在法庭上十分狼狈的，是一个冯姓的华裔警官。他是搞技术的。亚裔在美国的各种机构里，担任技术方面的小头头的相当多。重案组接手之后，就是由他负责收集证据。因此，他也是一个本案“罪证可靠度”的重要证人。
本案的血样证据显得很重要的原因，是辛普森接到警察报告他前妻死亡的电话后，从芝加哥赶回来的时候，带着一个被割破的手指。他自称是在旅馆被打破的玻璃杯割伤的。但是，检方要证明的是，在他的汽车和现场发现的血滴中，有辛普森的基因，也就是说，要证明他的手指是在去芝加哥之前，是在杀人现场割破的。
在一开始他接受律师盘问的时候，冯警官十分从容，问他收集证据的全过程，他回答得信心十足，看上去也没有什么漏洞。他实在是小看了名律师的细致。实际上，当时取证的全过程都是有录像的，这是警察局的工作录像，根据宪法第六修正案，被告有权面对自己的全部证据，所以这些录像在被告律师那里都有一份拷贝。
在审理过程中，每当某一方提出，他们又找到一份新的证据的时候，都要把陪审团请出法庭，然后讨论该项证据是否合法是否可以呈堂。然而被告是一定有权出席的。证据是不可以在法庭上搞突然袭击，一下子突然拿出来的。所有的证据都必须按规定提前一段时间交到法庭，向对方公开这些证据以及证据所准备说明的问题。
这样，在决定呈堂之前，对方就有一段充分的准备时间，研究证据并进行反调查，寻找它的漏洞，考虑用何种策略在陪审团面前把这份证据驳倒。这既是原告和被告双方都拥有的权利，也是公平审判的组成内容之一。如果没有按规定的时间提前向法庭提交证据，就是犯规了，证据就会被法官拒绝呈堂。在这次审判中，辩方和检方就有过证据交晚了而给作废掉的情况。因此，所有的证据双方是都有一份拷贝的。
这也是律师们面对证人个个胸有成竹，可以提得出一大堆问题的原因。
我想，如果下一次这位冯警官如果还有出庭的机会的话，他非把这些录像全看到能背出来不可，因为，后一段的听证真是叫他无颜以对江东父老了。
对他的第一阶段的听证结束后，被告律师马上就在法庭上放开了警察局取证的工作录像。反正放出来的和当初冯警官的作证有多处不符。基本上都是技术细节问题，比如说，他曾经说，取证时是按操作规定作了戴橡皮手套等防污染措施，但在录像里却不是这样。再比如，他说某一重要证据是他自己亲自收集，录像里却是技
术级别还不够的助手在那里操作。另外，取到的血样没有及时送检，在高温的车内放置过久无人看管等等。总之，此类问题一大堆。在法庭上尝到自己信口开河苦果的冯，愁眉苦脸，与录像里的踌躇满志，洋洋得意恰成鲜明对照。问题是被告律师并不满足于把冯定位在一个“马大哈”的形象上，他们直追冯的个人品质问题。他
们要通过提问，使陪审团留下这样的印象，冯前面第一阶段的证词，不是时日已久，记忆不清说错了，也不是信口开河不负责任，而是有意撒谎，是有意掩盖警察局草菅证据，甚至有可能偷换证据的真相。他们要让陪审团明白，冯不仅是一个撒谎者，而且还可能是一个阴险的，居心叵测的，刻意掩盖事实真相的家伙。当不善的提问如洪水滔滔般涌来时，证人真是很难招架得住，有一度，冯看上去简直是比被告还要象被告，用狼狈不堪来形容是绝对不过分的。